从远洋捕捞案谈耽美小说的罪与罚：谁的情色，谁的秩序？
- 作者：海德薇格
2024年开始，中国多地公安机关相继以“传播淫秽作品”为由逮捕多位网络文学平台海棠小说的作者，今年3月底，甘肃兰州警方大规模跨省传唤抓捕海棠作者。据多方消息，这轮行动波及数百人，涉事者中包括在校大学生与初入职场的年轻女性，许多人并未通过写作获得可观收入，甚至有作者提现金额为零。
此次事件被广泛视为2024年安徽绩溪警方“远洋捕捞”行动的延续。当年，50多位耽美与情色文作者因在台湾注册的海棠文学城上发布成人小说而被跨省抓捕，并迅速定罪量刑。时隔一年，相似的手段再次启动，但执法标准显著收紧——涉案作者多为“小透明”，其获利金额大多在数百至数千元之间，有些甚至仅收过虚拟打赏或从未提现。这一趋势表明，耽美写作者遭遇的刑责门槛正在持续下降，创作自由空间也被进一步压缩。
海棠文学城自2015年创立以来，因内容尺度宽松、聚焦女性情欲幻想，逐渐成为大陆女性写作者与读者的“灰色飞地”。平台上耽美作品尤为热门，作者与读者几乎均为女性，彼此之间形成高度互动与情感认同。然而，在“清朗”治理的大背景下，这片网络空间正在被政法系统高压清理，一整套“去情色化”的治理机制，正以惊人的效率迅速入侵创作与阅读的私人领域。
这次抓捕不仅再次将耽美文学置于舆论风暴中心，也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一个日益壮大的女性创作共同体，究竟触碰了怎样的政治边界？什么样的幻想，在当下的中国，已不再被允许存在？
耽美不仅仅是色情
耽美（Boys’ Love, 简称BL）最早源自日本女性漫画文化，其本质并非现实主义的同性恋文学，而是一种面向女性读者的幻想叙事。它通过描绘男性之间的情感纠葛与身体亲密，构建出一种脱离现实性别秩序的想象空间，让创作者与读者得以重新思考“情感”“关系”与“亲密”的可能性。
耽美的核心吸引力，不仅仅是性，更是通过“TA者”——虚构的男性角色——折射出女性自我情欲、伤痛与理想关系的重构。在这个空间中，女性无需被传统的性别角色框限，也不必承担现实亲密关系中的压迫与期待。正如BBC报道中的中国耽美作者朝暮所言，耽美创作是她“安放精神的方式，是掀起某个世界的一角去窥探她所爱角色生活的方式”。
在志愿者搜集的被捕海棠作者自述中，一位化名为“139”的作者写道：“我在小说里为自己捏造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我现实生活中不曾拥有过的幸福家庭。或许，那个世界的我才是真实的我。”作者冰冰棒棒自述：“我的过去并不美好，我受过性侵，被孤立过，抑郁过，后来我学会了写文，学会在那个世界为自己继续捏造美好的人生，哄自己继续活”，匿名作者134：“我之所以喜欢二次元喜欢写小说，就是因为那个世界完全是我创造的，它是我喜欢的我想要的那种世界，现实太残酷了，现实对我来说太可怕”。这清晰地揭示了耽美写作中情感自疗的维度，也表明这种创作并非简单的“色情输出”，而是一种幻想疗愈与身份再创造的过程。
尽管性描写并非耽美小说的全部，但它无疑是其中无法回避的核心维度。耽美小说中的“性”并不仅是对肉体快感的描绘，而是一种对身体、亲密关系与身份欲望的深层探索，身体摆脱了现实中的规训与标签，成为表达情感、重塑认同、修补创伤的媒介。这种写作并非简单的情色消费，而是一种“欲望的书写”，尤其是那些在现实中无法被合法命名、无法获得社会承认的欲望与身份。
在这一意义上，耽美中的性描写具有颠覆性：它挑战了将性归于“男性主导”“生殖功能”或“伦理框架”的父权叙事，为边缘身份者提供了一种重构亲密关系与主体认同的可能性。中国性研究学者李银河多次指出：“耽美是女性的性别表达空间，是一种挑战父权制的文化实践。” 文学研究者林丹娅也在《耽美小说：女性的身体书写与性别政治》（2012）中强调，耽美小说中的性描写往往是情感高潮的转折点，是两位主角建立深度情感关系的关键时刻，“性不是终点，而是心理信任与情感共鸣的必经阶段”。日本学者永久保裕子（Yuiko Nagakubo）则在关于BL漫画“触觉空间”的研究中指出，BL作品中的身体接触，尤其是性行为，并非展现支配或快感的工具，而是象征“被理解”“被深情注视”的时刻——也就是说，这种性行为不是暴力或消费性的，而是具有人际深度与感情重量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主流文学中对性的再现方式。无论是以男性快感为中心的“阳刚叙事”，还是以生育为终点的“功能性描写”，都未能提供耽美中这种复杂且细腻的情感—身体—身份联结。在某种意义上，耽美小说中对“Ta者身体”的书写，正是作者在表达自我渴望、重塑情感归属与身份认同的过程。
这一类“身体写作”（body writing / writing of desire）在文学史中并不罕见：无论是法国的萨德、日本的谷崎润一郎，还是中国当代女性作家余秀华、陈染，作品中都出现过带有肉体细节的叙述，这是挑战规范、挣脱道德与身份规训的表达自由。体制内作家如莫言，其作品中同样存在大量露骨甚至暴力的性描写（如乱伦、性侵等题材），但因其创作者拥有国家认证、出版资质与评论体系的加持，这些书写被赋予“身体政治”“文学象征”“民族心理”的合法性。
而，耽美小说的性写作却往往被执法者与主流舆论一刀切地等同于“淫秽”，无视了其中丰富的情感维度与社会意义。这一点，正是耽美写作最容易被误读、被打压的地方，也是在这次事件中最大争议之处，有些网友会觉得“早该清理了”，官方批评耽美小说“宣扬不健康性别观念”“妨害未成年人成长”。
诚然，无论在欧美还是日本，含有色情内容的写作，尤其是女性和酷儿的身体欲望式写作，文学和文化上地位同样很低，但是在学术与出版体系中有承认空间，几乎不涉及法律问题。
为何是海棠出事？
中国现行法律中对“淫秽作品”的定义极为模糊，缺乏统一透明的标准。其执行的重点，往往不依赖文本内容本身的“尺度”，而取决于：平台是否具备合法出版资质、是否设有内容审查机制、是否服从监管，以及作品是否纳入国家认可的审查与盈利系统。这种模糊性为国家审查机制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从而构成了事实上的“执法双轨制”：主流平台享有“预防性豁免”，边缘平台则面临突击式打压。
政治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在《从结构调整到公众领域》中指出，主流公共领域的逻辑是排除性的——它规范谁有资格发表意见、以什么形式发言、哪些议题能进入政治可视空间。因此，诸如耽美创作者、同人圈写手等非主流社群，往往只能另辟蹊径，建立属于自己的「替代公共领域」（subaltern counterpublics），在边缘化空间中发声与共鸣。这些「圈内」书写本质上是对主流性别制度的微型抵抗，但也因此处于危险地带：一旦被国家权力或平台审查机制窥见，便被重新编码为非法、淫秽、危险。
主流“男频”平台（如阅文系的起点中文网）曾刊载大量性描写内容，如都市爽文中的强制性爱、官场小说中的“潜规则”描写、甚至对女性身体的物化与暴力情节，因其平台具备正规出版资质、配有“行业自律”编辑机制、能与监管达成默契，在“内容调整”“自查锁文”之后得以继续运营。即便踩线，也可通过内部删改机制“合法化”其色情内容。
许多耽美写作者原本依附于晋江等主流平台。自2014年起，晋江将其“耽美频道”更名为“纯爱”，以标示“无露骨性爱内容”的男同性恋题材。耽美圈中流传着一句话：“晋江禁止描写颈部以下。”在这种语义审查的高压之下，头部作者往往选择遵守平台规范，以换取市场化红利；而一批更强调身体感与情欲表达的作者，则转向海棠等边缘平台，以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而主流平台上的作者，即使含少量色情内容，也常常能通过平台自律机制避免触法。”这一转向并非仅仅为了书写“色情”。匿名作者141曾在一篇自述中写道，她几乎不写成人向内容，她离开晋江，是因为“每次更新前都要使用敏感词替换器”，一个词常常被拆解得“千奇百怪”，“口口口’成了互联网上用来互相嘲讽的梗。她最终选择前往海棠，并坦言：“我不能再忍受把我的文改成工业糖精，或者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正派作品了。我必须有一个自由的地方。
与主流平台相比，海棠等平台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缝隙中的抵抗：它们采用境外服务器与支付系统，规避国内出版审查机制；平台盈利依赖会员订阅，用户多为女性与酷儿，创作者多为个体写手，没有编辑部、内容审核链，也缺乏与官方接轨的行业话语。这种去中心化、去资质化的平台结构，直接绕开了国家对网络出版、金流与意识形态的权力控制，也挑战了国家对网络出版、文化产业与金流监管的权力控制。
然而，这种自由也意味着风险。作者在海棠上发表的作品，极易因“涉黄”或“非法出版”被定罪警方以“非法出版”“传播淫秽物品”为由直接介入，甚至以刑事罪名处理海棠作者。
女性与耽美写作者的表达路径被迫结构性地分裂：一方面，头部作者依附于平台规训，靠“清水”“去性化”的叙事获得出版与商业化机会；另一方面，想保留真实情欲表达的中小作者，则不得不迁移至海棠类边缘平台，冒着“违法”甚至“入狱”的风险维持创作。这种“结构性逼退”体现了国家对于文化表达权与身体欲望管理的极端不平等：不是每一个“性表达”都违法，而是某些挑战主流性别话语的表达被制度性地定义为“危险”“不可说”。海棠作为女性、酷儿与草根创作者的幻想避难所，构成了权力治理视野中的“灰色地带”。国家对其的整肃，既是审查逻辑的延续，也是对性别表达秩序的强行规训。在审查者眼中，这种书写不只是“露骨”，更是“错误价值观”、“诱导同性恋”的来源。而海棠无法以“文学性”“现实主义”进行自我保护，使其内容天然暴露在打压之下。
谁被抓？
在最近的海棠事件中，被追责的写作者多为非职业创作者，常活跃于女性或酷儿社群中，创作动机主要出于兴趣、自我表达与情感联结，而非营利目的。 她们和读者在平台规则与市场逻辑之外，依靠情感认同构成了网络关系。例如，读者会亲切地称呼作者为“太太”，并将阅读与打赏行为称为“产粮”“投喂”，与当下许多商业文学平台上常见的对作者“逼更”“骂作者”等激烈消费行为截然不同。
柏兰特将这类创作视为“贫穷性实践”（practices of poor affect）——它们可能无法转化为资本，却能在非理性、非主流的文化空间中提供意义。即便在法律层面上，这些作品可能被视为“无价值”，但对身处其中的女性与酷儿作者而言，它们却是一种“让生活继续成为可能的方式”（a livable life）。
这些作者自身也常处于社会结构中的弱势位置。她们多来自原生家庭关系薄弱、经济困顿的背景。匿名作者141写道：“这些作者都是家境困难也不曾工作的女孩们，有的在读本科，有的在读大专，有的在读研究生，有的在还债，有的家人生了重病，有的年纪轻轻就要靠写文养活自己和妹妹。”匿名作者138称：“因为想要把我本科也退学，当天就被学校通知了家长，我妈一辈子没坐过飞机当天第一次坐，是来学校接我，我当时特别愧疚吧。最后保住了本科，研究生被退，然后被赶回家”。学校直接在定论之前直接放弃这个女学生。
即便如此，司法系统仍未对这些弱势处境给予充分考虑。律师金宏伟指出（原文已删，此处链接到备份页面），司法政策应充分探索“轻罪的去刑化处理”或“轻罪前科消除”机制。他认为，大多数涉案作者并非“首恶元凶”，应优先考虑“能够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轻刑乃至不予刑罚的处理方式。
2025年5月，多位微博用户披露亲身被抓的经历。据三联周刊报道（原文已删，此处链接到备份页面），设定文章付费的作者基本是高校学生，有几百到两万元左右的提现。另外两位有工作，有稳定收入的作者，要么没提现过，要么干脆是免费写文。一位985高校女学生，仅因获得几千元稿费而被取消研究生录取资格，她回忆说：“写作只是想攒钱去看川西的雪山，没想到结果却是一纸退学通知。”微博用户“似锦的似锦”坦言，自己写作仅获四千余元稿费，如今这些收入却成为定罪证据：“我真想不到，靠文字维生竟然走到这一步。”一些被抓捕的作者在事后自述，她们甚至并未从写作中获利。甚至有作者说，自己在海棠平台上收获的“海棠币”并未提现，而是用于打赏其它作者。但这种以兴趣与情感驱动的写作，却在执法中被视为“盈利性传播”。
然而，正是这种去中心化、非商业化的生态，使写作者完全暴露于监管风险中——无平台保护、无法律培训、无版权意识、无可依赖的行业组织。她们缺乏法律意识、行业组织支援，甚至连聘请律师都觉得羞耻（据海外声援小组的人透露，很多人连律师都不敢找，认为被请“喝茶”已经是一件特别耻辱的事情）。
自2024年起，已有超过50名作者被捕。头部写手“云间”尽管积极退还从海棠获得的利润，仍被判处 4 年 6 个月监禁，另一位作者“一蟹”，因为涉案金额在25万元以下，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五个月，缓刑两年；而其他无力偿还收入的作者则面临更长的刑期 。
抓捕事件初期，作为内容分发的平台，海棠并未对作者们进行任何法律风险提醒。根据《水瓶纪元》的报道，一些作者最初察觉到危险，想要删文，但是被编辑以“读者会不高兴”而拒绝。打击行动的消息传开后，一些作者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海棠编辑，核实所报道的逮捕事件的真实性，但编辑团队拒绝透露任何信息。因此，一些作者因为信任编辑，或者抱着虚假的安全感，选择解锁作品，继续更新。
2024年7月下旬，有针对海棠网作者的第二波抓捕行动。被捕作者筏雨在最初的打压下仍坚持更新作品，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从当地派出所取保候审后，她在微博上警告其她海棠作者：“我之前的自信，最终只让我背上手铐，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并恳求道：“不要重蹈覆辙！请立即注销你们的账号！”随着逮捕消息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作者紧急向海棠平台发送电子邮件，要求永久删除其作品并停用其账号。海棠平台在处理账号停用事宜的同时，却同时解锁并在畅销书榜上推广部分作者的作品。读者和作者都对海棠平台的行为表示愤慨，指责平台不负责任，危及平台贡献者的安全。许多作者试图联系海棠平台寻求澄清，但未得到回应。
她们的弱势是结构性的。当主流出版渠道长期拒绝接纳耽美作品，耽美写作只能在一个又一个边缘平台上寻找“安全表达空间”，从早期的贴吧、晋江、LOFTER，到后来的豆瓣小组、QQ群，再到如今的海棠、推文号与匿名文件分享。许多作者转向海棠，是因为这个平台相对隐蔽、门槛较高，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避免算法审查、流量曝光与举报机制。平台的“灰色性”恰恰折射出写作者表达权利的缺席：她们从未被允许在“合法”的体制中生存。
但这些“安全空间”也极其不稳定。一旦舆论风向或政策收紧，即便是最边缘的地下平台，也可能成为执法的重点打击对象。写作者与读者再度被迫流亡它处。这种不断的迁徙与自我审查，形成一种情感上的疲惫与恐惧，也造就了耽美社区内部日益收紧的表达伦理——尺度自限、隐藏链接、设立密码门槛，甚至相互提醒“不要写得太露骨”。
这同样是她们在用微妙的方式求生。从贴吧到晋江，从豆瓣到海棠，从私密群聊到邮件订阅，这些迁徙路线本身就构成一张地下文化地图，见证着一个文学社群如何在不被承认的状态下坚持写作。
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指出：每一次迁徙都是一次创伤，每一位被牺牲的作者，都是代价高昂的“代价性他者”。如果没有制度性的改变，没有对女性与酷儿表达的正面承认，那么耽美写作的每一次“回潮”，都可能以新的“收网”收场。
耽美市场的双重现实
耽美在现实呈现出一种令人错愕的双重景象：一边是数十位非职业女性写作者因情色内容被追责，甚至锒铛入狱；一边是耽美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在主流平台上屡屡爆火，收割流量和利润。 事实上，耽美不仅为平台带来巨额流量，也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演艺与声优产业链。许多男演员、配音演员因出演耽美角色而一举成名，接下广告代言、综艺通告，成为粉圈追逐的焦点。在耽改剧无法明说“爱”的背景下，男演员之间的“售后”互动、“营业”表演，甚至声优在广播剧中的“喘息”演技，都成为女性观众消费情欲幻想的替代形式。某种意义上，这种幻想生态，养活了大量从业男性，却让最初构建这一世界的女性写作者沦为“非法”与“犯罪”的主体。这是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现实——女性幻想被商业收割，女性创作者却被体制放逐，不仅如此，为了过审安排的女角色还要被观众骂抢戏。
这一现象揭示出，女性对另类情欲与亲密关系的想象，不仅真实存在，且构成了一个高度活跃的市场。但与此同时，这种情感幻想空间却在政治规训中被持续压缩。从《上瘾》原著中的露骨情欲，到《陈情令》《魔道祖师》的“兄弟情”包装，再到《默读》的“清水文”转向及其平台下架，耽美作品正被一步步去性化、去情欲化，最终被“主旋律”叙事所收编。剧中主角的关系被塑造成“战友情”“革命友谊”，身体接触被严格限制，亲密表达只能依靠眼神和剪辑暗示。
创作者与观众在禁忌与暗示之间，建立起一种默契的次文化解码系统：剧中不能亲吻、不能说爱，却能通过眼神、灯光、对白与镜头语言暗示情感联结。观众以“磕糖”的名义，在想象中重构被压抑的爱欲。这种禁忌下的情感释放，恰恰凸显出对女性／酷儿观众幻想空间的高度压抑——爱欲不能被直说，只能被假装成“主旋律”。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张力：一方面，市场持续验证女性／酷儿观众对情欲幻想的深度参与；另一方面，这种幻想空间却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规训下愈发被技术性驯服。色情在此不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成为国家治理中精确部署的一项意识形态技术——谁能爱、如何爱、爱能否被说出口，成为权力控制的关键议题。
这种“不能说的爱”恰恰说明，耽美幻想空间所触及的，并非简单的道德争议，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治理边界。在“去情色”的名义下，酷儿表达被视为潜在的“越界”，女性的情感需求也被技术性地阉割和驯服。从LGBTQ组织被取缔、上海彩虹节的取消，到耽改剧一再受限，这一系列事件勾勒出一个不断收缩的酷儿公共空间。
我们应该意识到，耽美不是罪，但它所触及的主体——无收入的女性、无权的平台使用者、酷儿的幻想书写者——都处在法律、文化与市场交错的悬崖边缘。这些人不被市场认可，也不被法理保障；她们被视为没有意义的说话者。这场风暴之所以残酷，不是因为它打击了什么真正的“非法色情”，而是国家如何利用“色情”的话语来压制不被认可的身体书写与幻想结构。
（特别感谢所有声援“海棠案”的志愿者小组与个人。你们搜集资料、整理信息、翻译法律文书、守护公共讨论空间，使得这场事关言论自由与性别正义的事件得以被更多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