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6周年香港现场：当隐晦悼念不再被允许
- 本文由“新新闻”与“低音”联合发布。
6月4日晚八点，Chirsty身着黑衣、戴着十字架，神色肃穆地穿行在香港六月的雨里，围着维多利亚公园的小径缓步前行。
“我在这里悼念六四，想起那些死去的年轻人，想起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感到痛心”，她说，“六四过去三十多年了，仍然没有被平反，现在有机会为六四做点事，我想继续做。”
突然，七八名警员快步上前，将记者与Christy包围，要求停止采访，截查两人证件。期间，有警员问记者，“在这里走来走去干什么”、“你还要逗留多久”，并屡次质问：“你报道的主题是什么？”大约五分钟后，五六名警察以“在维园附近有行动”为名，“护送”记者和Christy离开维园范围。
“我很平静，我没有害怕”，Christy离开警察视线范围后说，“警察一定会想方设法让我们害怕，但我不会让他们吓到我，因为我的信仰、我的良知告诉我，我没有做错任何事。”
她还开玩笑说：“如果警察真的把我抓走了，那我就变成了‘6月4日在维园附近走路、和记者说话都会被警察抓走’的历史见证，也算有价值了。”
这是维园第五年无法点亮纪念六四的烛光。这个承载着港人三十余年集体回忆与表达自由的公共空间，已然沧海桑田。香港国安法、《基本法》第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加持下，六四的公开悼念成为官方的禁忌，已然零散的悼念者仍面临被粗暴驱赶，甚至拘捕。
维园烛海不再，但点点微光未曾熄灭。维园周围身穿黑衣静默伫立、阅读隐晦政治书籍、坐在长椅上一言不发、手机播放六四歌曲的人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表达缅怀与信念。这些隐晦的悼念与政治表达，在过去三四年里一定程度上被警方默许。“我知道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双方在试探政治红线中达成微妙的平衡。与此同时，记者与警察大阵仗地一字排开，相顾无言，成为铜锣湾与维园引人注目的存在。
但今年，这种黑色幽默因警方升级管控而大大减少。记者不断被截查、质问、甚至被驱离现场；维园旁静默的人们被警察一个个拉封锁线讯问，然后“护送”离开。
曾经，警察、记者、悼念者三方共同完成的大型“行为艺术”，记录了香港最后残存的一点自由。但今年，这份自由也逐渐凋零。公共领域最后一点抗争的空间几乎消失，新闻自由的底线再后退一步。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市民像Christy一样，选择在这一天来到维园附近，“虽然明知什么都做不了，但还是想做点什么，起码见证此时此地”。
警方对维园周边升级管控：驱赶隐晦悼念者、干扰记者工作
维园边昏黄的路灯下，35岁的阿练坐在长椅上，腿上放着一本《抵抗的义务》，静默地坐了十多分钟，兀自出神。多名警察从他身前经过，不时转头打量他和书籍，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今天维园边警察特别多，确实很特别，我也是因为这个特别的日子过来”，阿练和记者打哑谜，暗示自己来维园纪念六四，“看到那么多警察在面前经过，我自然会有些害怕。”
记者采访完后五分钟，阿练随即被十多名警察围住截查，并被要求离开维园。
除了阿练，还有多名悄悄悼念的市民被警方驱离维园。
下午三点半，一名戴口罩的女士在维园门口双手合十、闭着眼睛、静静伫立约一分半，四名警察随即将她包围截查，然后“护送”她离开。一小时后，一名身穿黑衣黑裤的男士在附近长凳沉默地坐着，三名警察上前截查，并搜出两支白色电子蜡烛。警员归还后，他打开开关，将亮着微弱白灯的蜡烛捧在手中，很快就被六名便衣警察包围，随后被带上警车离开。
警方的管控升级，也集中体现在对记者现场采访报道的干预与限制。
往年六四，记者在维园周边采访普通市民、拍摄身边环境与人物，不受警方阻碍；拍摄警方抓捕行动、或采访被警察截查后放行的悼念者，也较少受到警方干扰。
然而今年，警方对媒体记者的管控显著升级。记者甫抵维园现场仅三分钟，便遭遇首次截查。此外，拍摄维园场景或警察，都可能触发警方反复截查。在登记证件后，翻包检查与简单搜身也成为常态。
警察大幅增加对记者的截查之余，还增加对记者报道工作的干扰。香港独立媒体《集誌社》记者Angel与网媒《雅虎新闻》记者Phoebe在铜锣湾核心区拍摄警方拘捕行动时，被警员用手电筒强光照射、用手遮挡相机镜头，随后被警察包围并拉起封锁线，进行正式搜查和质询，约五分钟后才获放行。期间，警察提醒两名记者“要配合，不要制造混乱”。
“我觉得有些无奈”，《集誌社》记者Angel事后表示，“我和其他记者同行一样，都在正常工作，当时我们也没有站在路上（堵塞交通）、没有挤人推撞、也没有说任何有威胁性质的话。不明白为什么警察会认为我们是一个威胁的存在。”
警方对记者报道工作的干扰，还集中体现在对记者采访工作的限制。
记者在维园周边小径采访Christy时被警员打断后包围，并被反复质问“你报道的主题是什么”，随后被多名警察以“在维园附近有行动”为名，“护送”离开。
一名身穿印有“撑”字黑衣的市民，在维园被警察截查后，被“护送”至铜锣湾核心区。该市民继续静默地站着，似乎在默哀。当数名记者上前尝试采访时，警察迅速前来“清场”，要求记者停止工作，并将这名悼念者再次“护送”至巴士站离开。
不过，警察的执法“红线”并非清晰恒定。部分警员态度尚且友好，但亦有警员态度恶劣。警方或根据时间、地点及现场情况调整其管制标准，而个别警员的行事风格也会对事态发展造成不同影响。记者观察发现，6月4日晚八点至九点，维园周边小径成为警方管制最为严密的时段。
这也符合香港警队六四行动的新变化。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香港警队高层首次到维园与铜锣湾巡查。6月4日晚八点，警队高层行动处处长和港岛总区指挥官在维园周边的人行小径来回巡逻，一小时后方才离开。
这与前一天警察和记者的互动形成对比。6月3日，记者在维园周边采访期间，有警察从受访者身边路过，不时伫足旁听。受访者说：“这是记者，我（接受采访）是合法的！”警察笑盈盈地回应：“没问题，别紧张！这里很自由的嘛！”
市民高压下坚持悼念：微光不灭，如水流动
警察严密布防的高压下，仍有市民坚持站出来公开悼念。
6月4日下午三点，社运人士“旺角鸠呜团”吴伯在铜锣湾核心区举着大型纸牌，白底黑字写着戈尔巴乔夫语录：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如果执政党没有对手，权力不受制衡，言论没有自由，罪行不被惩罚；那么，立法就是舞弊，行政就是打劫，司法就是作案，权力就是凶器。一名便衣警察随即上前，警告他将纸板收回，随后被多名警察陪同离开。
下午六点，一名女士高举白花，行走在铜锣湾核心区，被警察包围截查，随后“护送”离开。入夜后，四名中学女生手捧白色鲜花，两两分别被警察带到帐篷截查问讯，后被带上警车。
而穿着黑衣散步、坐在长椅上静默阅读、闭目沉思灯个人化的“弱”表达，虽被警方严密监控甚至驱赶，仍如水流动于维园四周，微光不灭，春风吹又生。
40多岁的Zoey，身穿写有“keep calm and sing hallelujah”的黑底白字T恤，于晚上九点半坐在维园边的长椅上，静静为天安门母亲和失去至亲的人祈祷。
她坦言，今晚自己出门前也曾担心人身安全，也怕被警察直接带走后无法完成祈祷。“但每当我害怕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自己‘在害怕什么’、最害怕什么后果，我便在其中找到一个平衡”，她说，“大家不要先觉得‘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什么都不去做’。”
过去三十年，Zoey每年都会去维园六四晚会，和大家一起点蜡烛、唱歌。2021年后维园被完全禁止悼念，她曾觉得可惜，但后来决定用自己的方法去铭记六四。
同样信基督教的Chirsty，绕着维园一路走一路祈祷、背诵《圣经》的经文。与此同时，她亦在心中诘问：“基督教是讲公义的，六四的公义在哪里，那些死难者的公义在哪里？香港连续几年那么大阵仗阻止人悼念，他们那些人背后又在想什么？”
49岁的阮先生，在维园喷泉附近的长椅上坐着读《圣经》。他也提到，“上帝一定是公义的”。阮先生两年前曾身穿印有“人民不会忘记”和支联会标记的黑色短袖来到维园，他当时说：“现在做什么都很难，所以才要坚持……让世人知道香港人没有忘记六四。”
阮先生离开几小时后，Andy坐在相同的长椅上，一言不发地望着眼前的警察。他提出和记者说英文，“这样我身旁的便衣听不懂”。
“过去三十年，香港有自由去悼念六四，为中国的民主发声，但现在这些都被政权禁止了，”他说，“即使如此，我还是想来维园，在当下法律的范围内，做我可以做的事情。”
一年365天，Andy有364天穿各种颜色的衣服，唯独把黑色衣服留给六四这一天。“这是我对六四的纪念。”他说。
39岁的悠悠，买了一束白花让刚上小学的儿子捧着，母子二人绕维园行走。她曾担心警察会要求他们把这束花丢掉，但所幸没有。
“今天我来到这里，数一数有多少个警察站在这里，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她说，“我不是一定要做到什么，但我带小朋友来，捧着白花走一走、看一看，对我自己来说就够了。”
网媒Media852的创办人、60多岁的谭先生坐着轮椅，在维园周边拍摄警察和行人。他说自己每年六四都来维园，今年也想看看情况。他为今年没见到太多明显悼念者而略感遗憾，但也坦言自己没有“站出来”。“我只是记录今天的事实。”他说。
一些悼念者则以行为艺术的黑色幽默，回应“什么都不让做”、“对一切风吹草动都异常敏感”的现实。
50多岁的张女士，站在维园入口，面对警察吃着香蕉，持续36分钟，期间引来警方截查。“吃个香蕉都会引起怀疑，这件事情还挺黑色幽默的”，她事后对记者说，“吃香蕉有什么攻击性呢？我觉得香港真是越来越有趣了，Interesting ah！No banana!”
但反讽也可能带来风险。24岁的Samuel身穿印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T恤，在维园附近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被五个警员捉住四肢、尝试拖离现场。他大声质问：“现在是不是拘捕？这都不叫拘捕吗？”
去年，Samuel身穿印有切格瓦拉（古巴共产主义革命领导人）头像的T恤，手持《习近平治国理政》和写着“自由”、“公义”的A4纸，被警方推搡出维园，事后被以普通袭击罪拘捕。
六四的香港印记：离开或是留下，都塑造了你本身
维园烛光承载了香港人过去30多年的集体回忆。成立于1989年声援北京学生的百万大游行中的支联会（全称“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镇压发生后的每年6月4日，于维园内组织六四悼念集会，数万支烛光汇成海洋，30年来风雨无改。
2021年9月，香港国安法重压下，支联会宣告解散。这个“香港市民爱国民主”组织，过半数常委先后被捕，正副主席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如今仍等待法院判决。
6月1日，已在狱中关押超过1300天的香港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在其patreon主页发文称，将在六四当日绝食36小时，以铭记36年前的这一天。“愿我们能有前人的韧力和勇气，在这条未知终点的路途上，继续和所有国家暴力的受害者并肩同行，追究到底。”
76岁的陈伯伯，连续两日在维园边的长凳上静静地坐着。1989年六四发生的时候，他在香港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看着军队朝人民开抢。“那么多学生死在广场上，我一边看一边哭”，陈伯伯说着，不时摘下眼镜，用手抹泪，“那么多年轻人死了、那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孩子，真的很凄凉、很痛心。”
这种深植于心的伤痛，让他三十多年风雨无阻地参加维园烛光晚会。“我虽然是一个香港小市民，但是最基本的是非黑白我是知道的，就是不能争斗、不能杀人”，陈伯伯说，“我期望中国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希望六四真相有一日可以浮出水面。”
六四事件也深刻影响了Andy的人生轨迹。“六四让我成为了一名记者”，他说。六四发生时，Andy正在读中学三年级，从此开始关心社会与政治，并在大学毕业后进入香港媒体，工作了十年。在港媒中国组任职时，他多次前往大陆报道强拆和冤案。
“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为一个更好的、民主自由的中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说，“我被这种精神感动了，我也想通过手里的笔去记录真相和公义。”
1989年，读小学的Zoey，也通过电视直播见证了解放军“清场”的画面。时至今日，维园警察密布，悼念者被驱赶到角落，令她感叹历史和现实的映照。
“六四不单单是大陆的事情，香港有学联去北京，有1989年上百万人的大游行”，她反问，“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政权，看到今日的香港，怎么会觉得六四离我们很远、与我们无关呢？”
作为昔日“唯一可以大规模纪念六四的地方”，疫情后，维园连续三年被官方组织的“家乡市集嘉年华”占据。为了纪念六四，特地从广东来到香港的瑞秋，对此感到厌恶。“这是官方占领这个空间，消除人的记忆，合理化‘不去纪念六四’的方式。”他说。
瑞秋读中学的时候，通过听Beyond的《长城》知道了六四。那时百度上仍然有六四的蛛丝马迹，他又翻墙看了六四纪录片，看到广场上的学生们一起举着标语、喊口号，甚至一起绝食，深受触动。
“在中国，大家聚在一起做点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我很渴望这样的联结，但真的很难。”
中国大陆威权政府的严密监控下，任何有号召性的言论以及现实中的聚集行为，都会受到官方镇压。从2022年“动态清零”末期起，四通桥事件等“独狼行动”偶尔出现，侧面反映了集体行动的困难。
5月24日，有自称华侨大学的学生，以类似四通桥事件的方式，在福建泉州妙云街的人行天桥挂出两张条幅，大字书写“自由”、“民主”，并将照片投稿给海外民运人士，称“我们只是希望社会可以更好，更民主更自由，现在我们都太压抑了”。
悠悠从中国东北来港18年，曾认为自己和六四晚会有一定距离，但如今身处维园，即使烛光不在，但感到自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六四纪念的一部分。
对她来说，六四是对自己归属的探索。“你没有办法选择你出生的地方，但你可以选择如何去看待你出生的那个地方。”她说。
“你可以选择离开，你也可以选择留下”，悠悠说，“离开或是留下，都塑造了你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