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波斯女孩眼中的德黑兰：我们不仅仅是被头巾遮挡的人

• 作者：奥尔加

前言：2023年秋天，伊朗女孩 Sara 离开了熟悉却压抑的德黑兰，来到自由却孤立的巴黎。但移民不等于解脱，自由也不等于归属，她被困在了夹缝中。作者奥尔加对 Sara 的经历产生了共鸣，采访和记录下了她的故事。

就在我们发稿前， 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多个军事和核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空袭，第二天，伊朗对以色列报复性袭击，攻击了以色列首都在内多个地区，中东局势骤然升级。

空袭发生后，Sara 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短文，原文为英文和波斯语：

我远离故乡，远离家人——眼睁睁看着我的祖国在燃烧。

它正被外来的炸弹和一个残暴政权的铁蹄撕裂。

曾经养育人民的石油在燃烧，曾经是家的城市正化为灰烬。

人们在烟尘与恐惧中呼吸，学着继续前行——去工作，去微笑……

因为TA们别无选择。因为在这里，即使没有希望，生活也还得继续。

在这个由权力、暴力与利益主导的世界里，伊朗正变成一片风暴中飘摇的枯叶。

而我只能站在一旁，看着——为我正在一点一点失去的祖国哀悼。

“我不在乎目的地，只要不离伊朗太远。”

Sara 说这句话时，我们正坐在学校旁边一家昏黄灯光的小酒吧里。巴黎刚刚进入冬令时，6点放学时，城市就已经进入黑夜。酒吧里坐着一群放学和下班的人，法语在耳边嗡嗡响着，像咖啡机咕噜咕噜地运转。我一句也听不懂，却并不觉得嘈杂，它只是背景音，包围着我和 Sara 的英语对话。

“如果当时没有拿到学生签证，我可能就留下了，和家人、朋友一起继续抗争。”她轻轻说。

谈起德黑兰，Sara 总是充满矛盾。那是一座她似乎不得不离开、却从未真正放下的城市。熟悉的街区、街头的声音、那些一起走过艰难日子的亲人和朋友，都让她身在巴黎，情感始终停留在那片土地。

我第一次见到 Sara，就对她有很强的谈话欲望——她来自伊朗，那个在西方主流媒体中早已被塑造成面目模糊的国家：没有自由、被宗教包裹的体制，与“其它中东国家”一起被归入“压抑、混乱、无序”的图像。颜色是黑白的，声音是沉默的。

后来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去香榭丽舍的小皇宫参观。结束后，我们一群同学在夏特雷附近的一家酒吧小酌。那天 Sara 正好坐在我对面，伊朗三年前的抗议自然而然地成了谈话主题。

她参与了游行，朋友被列入黑名单，已经逃到德国。

听到这里，我脑海中自动浮出一个熟悉的叙事模板：一个年轻人因无法忍受政府的压迫而出逃，就像我和身边许多因政治离开中国的朋友一样。可让我意外的是，在正式采访那天，当我问她最想分享什么时，她说：“我在德黑兰的生活非常完美”，“我们和其它现代城市一样。”

让她感到困扰的，不是德黑兰的生活，而是外界对伊朗的单一想象。

西方语境常以“人权”或“女权”为标准评判一个国家，将具体的人抽象为苦情符号：被压迫的“人”、被面纱包裹的“女人”，TA们理所当然地在哭泣、沉默，不可能有爱情、友情、生活的美感。

听 Sara 这么说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其实处在相似的处境。而我对她的好奇，也不自觉地踩进了围绕“新闻热点”和刻板印象展开的逻辑：跟我说说伊朗到底有多惨，你如何经历了千辛万苦才逃出来。

Sara 的讲述，让我看见一个有温度也有禁锢的德黑兰。

成长在德黑兰

Sara 出生在德黑兰，是波斯人，伊朗的主导民族。她成长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家庭，家中重视文化与自由，她完全清楚自己的特权。在她记忆里，童年是温暖而自由的：“我们有玩具、运动、音乐和家人。”每年夏天，她都会和朋友们成群结队地去打网球，或南下海滨城市游泳。“伊朗的海滩非常漂亮。”她说。

她的小学与初中就在家附近，步行可达。那个时期，尽管学校实行性别分班，但宗教教育尚属温和，服装也未被严格限制。她的童年刚好处于穆罕默德・哈塔米担任总统的后期（1997–2005），那是伊朗短暂而令人怀念的“自由年代”。

“我们有总统选举”，Sara 解释说，伊朗虽是独裁政体，最终权力掌握在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手里，但伊朗有“民主”选举——总统由全民投票选出，四年一任，但候选人必须经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筛选，女性、逊尼派、少数民族、真正的政治反对派根本不可能入选。“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其实就是‘温和保守’和‘极端保守’的区别。”她认为。

但Sara也承认，总统还是能带来些改变。哈塔米的“文明对话”、“法治与自由”等口号，某程度上打破了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持续的高压统治格局，给社会带来一丝松动。那几年，女性穿着更为多样，头巾仍强制，但颜色和款式宽松了不少。德黑兰街头可以看到淡蓝、灰绿、浅粉的曼托（长罩衫），丝巾松垂，口红与笑容同样明亮。女性的大学入学率甚至超过男性，女性还活跃在出版、艺术、电影等领域。那时70%的投票率也让人们相信： “选票是能改变命运的”。

但随着艾哈迈迪内贾德于2005年上任，一切开始逆转。他是公认的强硬保守派。在他的统治下，德黑兰像一张被拉紧的橡皮筋。艾哈迈迪内贾德重新严格管控女性的服饰，推动了官方化、组织化的道德警察系统，建立了制度化、执法权力明确的巡逻系统。地铁口、大街上，只要头巾滑落或裤子过紧，男女行为举止“暧昧”等，就可能被带走。音乐会审批异常困难，导演剧本被删得面目全非，许多创作者流亡海外或遭软禁。年轻人失业率极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2005年伊朗15至24岁青年男性总体失业率约为23.5%，到2010年上升至25.12%。

2009 年，Sara 14岁，官方宣布艾哈迈迪内贾德连任，引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抗议——绿色革命。反对派候选人穆萨维质疑选举舞弊，数百万人走上街头，高喊“我的选票在哪里？”。这次抗议以中产阶级和学生为主，诉求是选举透明、公民权利。抗议者统一穿戴绿色，那是穆萨维阵营的标志色。德黑兰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

那一次，Sara父母开车带着她，恰好路过抗议现场。父亲原本反对参与，但母亲和她都坚持要去，他将她们送到现场，并叮嘱一有动静就立刻撤离。

抗议很快遭到镇压。巴斯基民兵、警察、便衣、催泪弹与警棍几乎同时出现。那一刻，国家机器不再是抽象的，而是以一种压倒性的方式，直接砸在人群身上，就在她的眼前。

绿色革命最终被镇压。网络封锁，记者被捕，国际媒体被驱逐。一段震惊世界的视频里，一个叫尼达・阿加・索尔坦的年轻女孩只是站在人群边缘，就被子弹击中倒地，成为“绿色革命”的象征。

“那以后，每个人都知道了，国家不会手软。”Sara 说。

绿色革命被迅速而血腥地镇压。人们却第一次意识到“街头可以改变舆论”，哪怕只是观看，也是一种参与。

这场运动也是伊朗第一次民众大规模的“数字对抗”。由于政府严密封锁消息、驱逐媒体，普通人开始广泛使用 Twitter、Facebook、YouTube 和各种代理服务器，将现场的画面、声音、愤怒和伤痛传向全球。这场运动也因此被称为“Twitter 革命”。

女性身影也格外醒目。她们走上街头，站在前排，用身体、声音和行动拒绝被排除在外。女性不只是参与者，更是这场运动视觉与象征语言的重要塑造者。许多人巧妙地将绿色丝带、头巾或臂带与传统伊斯兰服饰结合，既不触犯明文规定，又构成了一种微妙而强烈的“身体抗议”。她们不仅站在镜头前，也活跃在镜头之后：参与组织、转发消息、匿名撰写社交媒体内容，甚至冒着风险记录现场暴力。

高压下，“逃离”伊朗成为年轻人们的一个的选项。2010 年代初起，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工程师、艺术家陆续离开伊朗，开启“留学–不归”的移民浪潮。 相似的轨迹此刻也在中国上演。

我也感受到了伊朗和中国不同。我曾以为，独裁体制下，青少年对政治保持距离是自然状态。但 Sara 让我意识到，也许中国才是那个极端特例。

她的父母和她一起走上街头，而我至今不敢跟父母讲清楚我在做什么；她在14岁目睹镇压，而我在14岁只知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她在学校里讨论新闻，而我从没想过可以“谈论国家”。我不知道什么叫审查，不知道什么叫镇压，甚至不知道“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信息屏蔽、技术封锁、情绪隔离，从小就替我决定了什么值得知道、什么该被忘记。

而 Sara 那代的德黑兰年轻人，有能力意识到，如果国家决定你不该知道，那你就要自己去找答案。

Sara 的高中岁月，就发生在绿色革命之后的三个月后，她说：“高中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那时的校规开始逐步收紧。女生的穿着要求被严格规范，深色头巾、长外套取代了浅色头巾和松身制服。“我们必须把自己裹起来，”她说，“信不信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看起来像，不然会被送到监狱。”

与此同时，宗教与语言教育也重新沦为政治工具。宗教课不再是“伦理教育”，而是政权意识形态灌输的主阵地。从伊斯兰法、行为规范，到反复强调女性的“贞洁责任”与“服从义务”，一切都在教你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臣民，而非一个自由的人。

阿拉伯语的教学也随之强化。虽然伊朗的官方语言是波斯语，但全国学生都必须学习阿拉伯语，因为《古兰经》只能用阿拉伯语诵读。“我们不是为了交流才学它，”Sara 说，“而是为了应付考试，死记硬背祷文。”她形容，那种教育方式令这门语言像“莎士比亚英语”，无人使用，却无处不在——课本、墙壁、广播、校门口的标语。比如：محمداللهم صل علی محمد و آل محمد（愿真主降福于穆罕默德及其家族）。

巴黎的班上，Sara有时会试图用阿拉伯语和一个也门的穆斯林女孩交流，却发现还不如现在正在学习的法语流利。过去的阿拉伯语学习如同一场毫无实用的作秀。 但另一边，库尔德语、阿塞拜疆语等少数民族语言被完全禁止进入课堂。哪怕是在以这些语言为母语的地区，学生也必须用波斯语完成全部学业。

“严格的性别隔离并没有阻止性别暴力，反而让它变得更隐蔽。”Sara说。在男女分校中，性霸凌时有发生，但没有媒体报道，没有公共讨论。学校的回应也不是保护，而是进一步加码监管。他们增加了“观察员”，监视学生的一举一动，强化纪律。

“学校不是为了保护学生，而是为了监视我们。”Sara说。在那样的环境里，任何一点亲密举动都会被视为潜在威胁。她记得，只要和朋友在走廊上聊得久一点，就会被“纪律员”驱赶：“走走走，别聊天了，回班级去。”那种语气不是教育，而是维稳。

反抗与越界

“我曾经拥有一切。”

Sara语气中带着一种笃定，夹杂着些许骄傲与怀念。后来我慢慢明白，她指的不只是物质生活，更是来自朋友、家庭、社群扎实的情感支撑，一种她深爱的生活方式。

第一次见面时，她告诉我选择巴黎的原因。这里的生活方式与德黑兰如此相似——上学、工作、泡咖啡馆、偶尔参加派对、在山中徒步。我记得有天在昏暗的酒吧里，她兴奋地拿出手机，一张张照片展示着一个我从未想象过的德黑兰：她戴着头巾站在金色波斯宫殿前，穿泳衣在海滩奔跑，在餐馆里张扬大笑。她说：“我们总能找到办法。就算海滩有性别隔离，也能找到角落玩水。”

“在德黑兰，我有我需要的一切。只要出了问题，我知道总会有人帮我。”她补充说。

她的青春正值政治最严苛的时段，但她并不觉得自己被彻底禁锢，反而在这些限制里发展出一套“越界”的逻辑。

高中下午两点半就放学，大把的空闲时间留给她和朋友们去发呆、聊天、偷偷试探边界。反抗不一定要走上街头，它往往从一根染色的发丝，从一次争辩、一次“擦边”的服装选择开始。

“我们漂头发、修眉、打耳钉，明知道会被抓包、停课、叫家长，但我们还是做了。”

我问：“你母亲不会责备你吗？”

她笑着说：“在家里当然会。但当着老师的面，她会说，‘我女儿没错，是你们有问题。’”

那一刻我确实产生了嫉妒的感觉，我从未真正拥有过这种“被无条件支持”。我的父母虽然爱我，却始终与“体系的正确”站在一起。

我渐渐发现，Sara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同温层”这个概念。从家庭到社群，天然构成了一个开放而一致的政治语境，给Sara提供着支持。

父亲偶尔劝她别穿短袖短裤，她却毫不客气：‘你要管我穿什么？’”

“我们在家会吵架，但他最后总是让步。他是个好爸爸，会难过，会担心，但不会真的限制我。”她补充说，“我知道我很幸运，毕竟我家在德黑兰，而且是波斯人。在一些城市，女孩甚至被限制晚上几点回家。”

她反复强调，她认为这些约束更多来自文化传统，而非真正的宗教信仰。外人只是习惯了用宗教去解释一切。

整个社会明令禁止饮酒，反而催生出地下酿酒文化。她 15 岁第一次在派对上喝酒，虽然不爱喝，但在她的朋友圈里，酒精早已不是禁忌。有朋友在家中自酿，也有人在黑市交易。她听说有人因劣质酒住院，还有人怀疑政府在酒中投毒，为了“杀鸡儆猴”，在酒中投毒。她只是耸耸肩说：“越禁止，越强迫，反抗就越猛烈。”

虽然伊朗政府试图打造一个封闭的国内互联网，封锁 VPN，限制信息流动，但他们的技术远远不够“成熟”。人们可以轻易翻墙，卫星电视依然存在。政府无法真正切断外界的信息，也无法做到绝对的监控。“每天早上，我都会先看（外界对伊朗报道的）新闻。”她说，“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会这么做。我们必须检查今天又会发生什么灾难。然后你去上班，去上学，但这些消息会一直悬在你的头顶。”她说：“政府不可能管住我们。我们已经在用社交媒体了，连父母也管不住我们。”

Sara告诉我，无论是在咖啡馆、餐厅，还是街头巷尾，只要有人聚在一起，政治话题总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就跟在巴黎一样”，她说，“每个人都关心。”可能大家喝着酒，喝着咖啡，谈论着今天作业和趣事，政治议题就轻而易举地到嘴边。在家里也一样。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边看边评议。

尽管在亲密朋友间可以相对随意谈论政治，但在公共场合，有一个名字始终不可触碰，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导人。当提到他时，Sara 突然压低了声音。她改用气声跟我讲——哪怕是在巴黎，她仍然下意识地自我审查。

有时，人们也需要小心注意一些穿着特定服装的人出现在附近，这些人效忠于政府。

这些人有着坚定的宗教信仰，这体现在外表和穿着上，Sara 能从外表判断TA们。因为“女生戴全套头巾，男生长得丑，还臭臭的。他们穿的衣服也是bullshit。” 她毫不掩饰厌恶地形容。但2022年抗议爆发后，光看外表不一定有用了。“（人群）混进了长得像我们的间谍，这是第一次政府使用跟我们长得一样，穿着一样的人”。这些忠于政权的人迅速放下身段，换上反政府人群的装束，伪装成普通民众，悄然混入示威队伍。在那个时刻，信任彻底崩溃。人们不再相信任何人。而当抗议被镇压后，这些间谍就像幽灵一样，从街头蒸发。

性别隔离制度下，年轻人照样寻找连接：通过聊天软件、同学的兄弟、市中心的聚会。TA们在灰色地带建立关系，在网络中交换自由。

她给我讲过德黑兰夜里的“汽车搭讪街”：夜幕降临，年轻人盛装打扮，开着车在街上缓缓巡游，窗户摇下，彼此搭讪，交换电话号码。乐趣未必是最后可以约会，而是放纵与越界的快乐，她笑说：“第二天我就全拉黑啦。”父母知道她会去，也只是叮嘱她注意安全。

而在家里，因为父亲是医生，她从小就能自然地谈论月经、生理现象，完全没有羞耻感。但她也知道，这种环境是少数人的幸运。

和中国父母一样，Sara的父母最在意的仍然是她的前途。“17 岁那年，填志愿是大事。那会决定你未来的阶层和可能。”她说。最安全的选择是医学和法律，而艺术、文学、时尚几乎是“不被祝福”的选项。最终，她选择了“都市设计”。“如果我当时学的是别的专业，也许现在在巴黎就能更快找到工作，不再被语言卡住。”她耸耸肩，语气既无奈又释然。

“在德黑兰，几乎每个女生都有大学学位。”她为家乡感到骄傲。Sara 逐渐察觉到，她的父亲正在失去信仰。他曾经是一位坚定的宗教信仰者，几十年来守斋不落，斋月一到，便开始一整天的禁食。但大约在她19岁那年，有一天，她和母亲突然意识到，斋月已经开始，而父亲没有再斋戒。

“你发现爸爸不再禁食了吗？”她问。

母亲只是轻声回应：“对，我正在思考这件事……也许，他不再信仰了。”

她们没有追问。沉默成了一种理解。

“宗教本身不是问题，”Sara 说，“是伊斯兰共和国毁掉了人们的信仰。他们压得太紧了，连原本信仰宗教的人，也慢慢放弃了信仰。”

在对话中，我慢慢发现，Sara 在谈起“伊朗”时，会不自觉地换用不同的词。当她说起街道、文化、语言和朋友时，她用的是“伊朗”；可一旦提到审查、警察、禁令，她就会改口叫它“伊斯兰共和国”。我察觉出这种转变，她也留意到了，便停下来向我解释：“统治我家园的是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而我认同、深爱的，是伊朗——是伊朗的人民。”

那是一种根植于日常的区分方式。她所热爱的，不是政府的体制或宪法的名字，而是她的母亲、朋友、山脉、诗歌和咖啡馆，是她在那片土地上真实生活的证据。她所怀念的，是那些可以触碰、可以信任的人与事，而非那些反复易形的权力面孔。

风波再起

2013年，改革派总统哈桑・鲁哈尼上台，为伊朗社会带来了一丝久违的开放气息。他提出“温和主义战胜极端主义”的口号，推动女性进入政府高层。尽管女性担任高级职位仍不可能，但象征性的突破令人振奋：马尔齐耶・阿夫卡姆成为伊朗首位女性外交发言人。头巾法的执法也有所放松。互联网审查依旧严厉，但网速提升让人们更加便捷地接触世界。

这正是 Sara 进入大学的时刻。她回忆说，一切仿佛都在“松动”，“空气是轻盈的，连呼吸都容易了”。

德黑兰街头的女性不再一律穿着深色大衣，头巾戴得也更随意；男生穿起明亮T恤。独立咖啡馆、书店、文创品牌不断涌现；Instagram 和 Telegram 成了青年思想的地下水脉，私密又自由。

2015年，伊朗与六国签署核协议，制裁的松动仿佛吹来一阵春风。街头换上英文广告，欧洲汽车重新驶入城市，大学讲座中讨论着“未来”、“开放”和“边界”。年轻人开始悄悄地憧憬，“也许世界真的会重新打开一道门缝。”

大学生成了这段“局部春天”的主要见证者。TA们申请交换、组织诗朗诵、办小型展览，希望在艺术与语言中拓空间。鲁哈尼政府对文化活动相对宽容，音乐会、展览、电影放映频繁出现，尽管仍须审查，但尺度比以前宽松得多。

这一阶段的活力促成了鲁哈尼在2017年成功连任。但好景不长，同年特朗普上台，2018年5月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JCPOA），并重新启动对伊朗的全面制裁。

这一次，美国丢下的不是炸弹，而是更彻底的封锁与压榨：能源、金融、外汇系统全面受损，通货膨胀飙升、货币大幅贬值。人们生活骤然陷入困顿，愤怒不断积累。

2019年11月，伊朗政府突然宣布汽油价格上涨至少50%，并设置配额。这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

德黑兰的街道上，银行被点燃、道路被封锁，Sara 也和父母一同走上街头。政府迅速出动武装力量镇压，切断全国互联网长达一周。据人权组织统计，这场抗议导致至少数百人死亡、数千人被捕，是自2009年“绿色运动”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动荡。

这场血腥的清算，也让鲁哈尼政府彻底失去了民众信任。2021年，总统选举中，改革派候选人几乎全数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否决，保守派伊卜拉欣・莱希毫无悬念地胜选。可投票率仅有48.8%，创下1979年以来最低纪录。

莱希上台后，道德警察卷土重来，公共空间再次收紧。女性服饰检查变得更频繁，音乐会与展览再度被高压审查。德黑兰的夜生活骤然凋零，文化与社交空间萎缩。Sara说：“你只能学会和这些突然的变化共存，你必须继续你的日常生活。”她的语气平静，“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想要逃离。”她顿了顿，“大家想要一个确定的未来。”

保守派的政策让德黑兰生活更加昂贵、紧张、封闭。城市表面正常运转，底层却是广泛的不安和焦虑，压在年轻人和女性身上。这种长期被压抑的情绪，最终在2022年以一句口号爆发：“女人、生命、自由”。22岁的玛莎・阿米尼​​因“违反着装规定”被捕后死亡，引发了蔓延伊朗全国的抗议。

“我是幸运的”

2022年秋天，抗议在Sara的生活里并不是唯一的主轴。那年她刚好正在准备雅思、申请学校，打算离开伊朗。她白天上课、写作业，填写申请、参加课程，回家吃晚饭。有时，她会绕路去看看人群是否聚集、是否需要她加入。抗议从来不在日历上标明，消息通过 Telegram 和加密群组流传，也靠一种近乎默契的直觉，“比如玛莎・阿米尼去世十四天那天——你自然知道要去哪。”

对她来说，那段时间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全城动荡”，更像是日常生活的表面轻轻起了些涟漪。抗议主要集中在德黑兰的市中心，在警察严控下，大学入口也变成检查点。而其它街区安静如常，咖啡馆照常营业，公车照常驶过，不是整个城市都在燃烧。

Sara的父亲曾恳求她：“求你了，戴上头巾。”她没听。她和朋友们已经习惯“准备”：不带手机、提前删除社交媒体、和朋友约定集合点，再一起前往抗议现场。警察出现的瞬间，人群如潮水般散开，没人知道下一个被抓的是谁。

她去现场前会把社交媒体密码发给住在国外的朋友。“我知道可能会被打、被抓，甚至更糟。但我还是决定去了。”她用了“决定”这个词，语气干脆，不是冲动，更像是一次冷静的评估。

母亲哭着劝她别再去了，但最终也没再坚持。“她理解我为什么去。” Sara笑了笑，低声说：“如果非要选坐牢、被酷刑，或者死在街上，我宁愿死在街上。”

她遭遇过三次袭击，背部、膝盖都留下了痕迹，但她总说自己“很幸运”，“没有更糟的事发生。”她三位朋友被捕——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最终被释放。那段时间，她彻夜未眠：“如果我亲眼看到TA们被带走，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撑得住。”

“太多人死了，很多是孩子。有人被陷害，被做假证据、假视频，死得没有声音。”最坏的想象始终笼罩着她：“你不能指望乐观。你只能准备面对TA们永远回不来的那种可能。”

这场抗议让她短暂地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但最终，她知道自己还是必须离开。

“那时候我一边准备雅思，一边还想，也许根本不用走了，也许会改变。”她说。其实她从没想真的离开伊朗。她甚至希望签证被拒，好让自己心安理得地留下来：“我尽力了，那我就留下来，别后悔。”

抗议之初，曾引发一阵震动。2022 年 11 月，国际社会关注让镇压一度放缓。Sara 和朋友们不敢期望太多，但依然等待着 2023 年夏天。“冬天看不清抗议的影响，我们等着夏天，看看人们会怎么穿。”

夏天开始时，人们还带着恐惧。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摘掉了头巾。到了夏末，大多数年轻女性已经不再遮盖头发。那是一种无声的胜利。但胜利转瞬即逝。第二年，政府重新开始抓捕不戴头巾的女性，风纪警察再次游荡在街头。他们的巡逻范围变小了，主要出现在政府机构和固定地点，但也没人知道他们会不会突然出现在一个不起眼的街角。大多数女性在这些高风险区域会严格遵守规定，而在其它地方，则进行日常的反抗。

抗议之后，Sara 彻底摘掉了头巾。她只在去行政部门拍护照照片和去机场时戴。“护照上的照片需要戴头巾，但那只是为了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