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月特辑｜谁是“她”？：一场高院判决和被强行制造的“二选一”
- 作者：冯夷
2025年6月，在英国各地举行的骄傲月活动中，一场显著的转变悄然发生。多个跨性别权益组织拒绝参与由主流政党、品牌或公共机构主办的游行，尤其是那些未对“女性定义判决”表明立场的单位。苏格兰爱丁堡的骄傲游行中，原定出席的跨性别社群方阵临时取消列队，转而组织独立的“沉默方阵”（Silent Bloc）悼念那些在公共空间中被排除、被忽视的群体。伦敦、曼彻斯特、布里斯托等城市也出现了“无品牌游行”“去政治游行”等行动，抗议粉饰性别多元、实则回避责任的公共机构。
图片来源：The Edinburgh Reporter 网站
一些文化场馆也选择在骄傲月期间不与任何政府资助项目合作。例如，布莱顿的 Queer Archive Lab 发布声明：“我们不接受那些一边限制我们基本生存权、一边在骄傲月挥舞彩虹旗的机构的合作请求。”甚至有博物馆与学校拒绝官方“包容政策”宣传，转而举办独立讲座与展览，讨论跨性别与非二元者在当下的制度困境。
这种抵制行动，正是对2025年4月英国最高法院“女性定义”判决的持续回应。判决以“生理性别”为依据，收紧了《平等法案》中“女性”的法律定义，虽然在字面上保留了跨性别者的保护地位，但其象征意义与连锁效应，正让越来越多人对性别权利的制度基础产生质疑。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试图从这场判决的来龙去脉开始，回看它如何在短时间内撬动政策、改变公共服务，并在文化、法律与情感层面造成深远影响。我们也希望重新提问：在一个日益复杂而多元的社会中，我们是否仍要用简单的界限来划分谁属于“女性”？
案件回顾：女权组织 vs. 苏格兰政府
这起案件的源头，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埋下。
2004年，英国通过了《性别承认法案》（Gender Recognition Act），允许跨性别者通过法律程序获得一份“性别承认证书”（Gender Recognition Certificate，简称 GRC），从而在法律层面更改自己的性别身份。例如，一位跨性别女性只要通过诊断、等待期等条件，获得 GRC 后，其法律性别将被认定为女性。
随后在2010年，《平等法案》（Equality Act）正式生效。它被视为英国反歧视体系的基石，明确禁止基于性别、种族、年龄、性取向、宗教或性别认同等多项特征的歧视行为。但在“女性”这一概念的具体适用上，法律文本始终保持模糊。它既写明“不得基于性别歧视女性”，也提出要“保障性别认同者的权益”，却没有明确界定“女性”是否包括那些通过法律程序转换性别的人。这个模糊的问题，在现实执行中变得越来越棘手。
2018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旨在提升公共机构董事会中女性比例的法案。法案规定，若有职位空缺，应优先录用“以女性身份生活的人”。苏格兰政府根据这项立法制定了具体执行指引，允许持有性别承认证书的跨性别女性被纳入女性的配额范围之内。
这项政策很快遭到部分女权团体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一个名为“苏格兰女性联盟”（For Women Scotland，简称 FWS）的草根组织，认为这类做法等同于“扩大女性的法律定义”，可能会侵蚀生理女性在就业与公共代表性中的稀有机会。
图片来源：For Women Scotland 网站
2022年，FWS将苏格兰政府告上法庭，质疑其政策违反了《平等法案》中关于“女性”的定义。她们在苏格兰法院连续败诉两次后，仍坚持上诉，最终将案件提交至英国最高法院。
2025年4月16日，最高法院裁定支持 FWS 的主张，认为在《平等法案》中，“女性”这一用词应仅限于“出生时为女性”的个体。这一裁决正式确立了法律上对“女性”定义的收紧，也成为此后一连串公共政策收紧的源头。
连锁反应
英国最高法院将《平等法案》中“女性”的定义明确限定为生理性别之后，社会各界迅速做出反应。从运动场到公共厕所，从职场到课堂，从文化机构到非典型性别者的处境，判决所引发的变化早已超出了法律文本的范围，成为一场贯穿日常生活的制度性冲击波。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体育界。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足球协会率先宣布，从2025年夏季起，跨性别女性将不再被允许参加女子组比赛。此前允许跨性别女性在特定医疗标准下参赛的政策被取消，改为设立混合性别组。随后，板球和网球协会也相继调整政策，将所有级别的女子比赛限定为“出生时为女性”的运动员。这一系列举措引发了广泛争议，LGBTQ+权利团体指责其为“系统性排除”，而体育机构则称这是为了“对法律做出回应”。
公共空间和医疗系统也开始调整性别相关的规则。在部分医院和避难所，跨性别女性被拒绝进入女性病房或更衣区，引发员工内部争议与外部投诉。英国交通警察出台新规，要求对跨性别女性嫌疑人按“出生性别”由男性警员进行搜查，被批评为对个人尊严和安全的忽视。在这些领域中，第一线工作人员承受着巨大执行压力，而政策制定者却往往回避责任，仅以“顺应法院精神”做模糊指导。
在职场层面，英国平等与人权委员会（EHRC）发布了新建议，鼓励雇主在某些场合询问员工“性别状态”以便于数据分类，引发了人力资源界的焦虑。有HR负责人表示，担心在执行这一政策时侵犯员工隐私，或造成办公室气氛紧张。由于政府未提供明确法律路径，许多职场管理者陷入“想做对，却无从做起”的困境。
教育界则呈现出明显分裂。一些学校表示将继续尊重学生的性别认同，维持原有包容政策；而法律顾问则提醒，若政策与法院判决冲突，可能导致法律责任。一些教育工会如NEU强调“跨性别权利是基本人权”“生理性别并无固定标准”，支持性别自我认定；而部分家长则担忧学生安全和校园秩序。与此同时，还有教师因不满NEU对于判决的抵制而退出公会。可以说，这次判决反而使得不同观点间的矛盾更加激化。
更为隐秘的后果，发生在那些未被纳入法律语言的人群中。非二元与间性人群在这场判决中被彻底忽略，使得ta们在医疗、行政和教育场域中往往被“强行分类”。间性人指出，这种“非男即女”的制度逻辑让ta们再次重温童年时期被归类和忽视的痛苦。一位AFAB（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在英国，我仿佛根本不存在。没有任何法律身份可以承认我是非二元者。自从最高法院最近作出裁决后，我在社会中感到更加孤立。尤其是在涉及单一性别空间、厕所等问题上。
而在政策整体趋于收紧的背景下，艺术与文化界是为数不多表达包容声音的空间。一些博物馆如布里斯托博物馆、Crab Museum、Transology 项目和 Vagina Museum 均发表声明，强调公共文化空间应继续为所有性别身份者提供尊严与叙事权。Dorset博物馆则在公开声明中表示：
每一个声音都应被听见，每一个故事都应被纳入我们的共同历史。
这些连锁反应共同揭示了一个事实：法院判决不仅改变了法律用词，更在无形中触动了社会秩序的敏感神经。在制度尚未准备好接住多元诉求的情况下，基层空间被迫充当调解场所，而弱势者之间的冲突也因此加剧。法律提供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一道新的分界线，把本已拥挤的社会空间再次划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项司法解释带来的政策调整，更是一个围绕“性别如何被定义、由谁来定义”的深层制度挑战。
社交媒体时代的性别政治
在“女性是谁”的争论中，一种被称作“性别关键女性主义”（gender-critical feminism）的立场逐渐浮出水面。它主张以出生时的生理性别作为女性身份的基础，强调这是一种保护女性资源和空间的必要前提。这种立场获得了一些原教旨女权主义者的支持，却也因对跨性别者的排斥而引发巨大争议，被许多跨权团体和媒体归入“TERF”（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排斥跨性别者的激进女权主义）阵营。要理解这场观点分裂的深层逻辑，就绕不开推动本次判决的组织：For Women Scotland（FWS）。
FWS 成立于 2018 年，起初是一个由几位苏格兰本地女性发起的松散团体，她们通过 Mumsnet 等母职社群交流性别政策对女性空间可能带来的影响，逐步走到线下。她们的主要担忧集中在苏格兰政府推动的《性别承认改革法案》，该法案拟允许 16 岁以上公民以自我认同更改法律性别。这让 FWS 成员感到“女性”这一类别正变得模糊、甚至“可被认领”。
她们认为，如果只需声明“我认为自己是女性”，就可以进入避难所、女子监狱、女性更衣间等场所，将会“削弱女性面对暴力时的庇护权利”。
因此，FWS 从一开始就将自身定位为“保护女性空间”的倡导者，坚持“女性是一种生理身份”，而非心理认同。她们的核心主张有三：第一，公共政策中的“女性”定义应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第二，女性空间（避难所、厕所、更衣室等）应专属于出生女性；第三，应反对“性别自我认定”被用作法律性别变更的依据。
线上发声之外，FWS积极参与公共话语与法律制度的塑造。她们组织过数场针对苏格兰性别改革的街头抗议，向地方议会发函游说恢复“单性别”洗手间，频繁出现在广播节目与报纸专栏，呼吁公众警惕“性别认同运动”对女性权利的冲击。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本次使得 FWS 一跃成为全国性的公共议题推动者的法律挑战。
FWS的崛起使得TERF这个简称也愈发频繁出现在公众讨论中。这一术语最初用于学术界，用以描述那些坚持以生理性别界定女性，并拒绝将跨性别女性纳入女权主义关怀范围的理论立场。近年来，它逐渐成为一种带有贬义的政治标签，用以批评那些被认为排斥跨性别者的女性主义者。FWS在实践中所采取的策略、用语与其倡导的法律逻辑，令许多观察者将其归入TERF阵营，尽管该组织及其支持者坚决拒绝这一标签，认为这是对异议声音的污名化。
这一立场之所以在近年来迅速获得公众关注，与其在媒体舆论、法律挑战、社群组织等多个战线的同步推进有关。
首先，社交媒体为“性别关键”立场提供了广阔传播平台。从2020年前后起，大量母亲论坛、女性健康社群、女性文学读者群体成为“性别关键”话语的活跃土壤。这些平台将“儿童性别教育”“女性空间”“青少年变性趋势”等议题简化为“女性被抹除”“孩子被误导”的焦点，引发大量讨论与转发。
相应的，“对儿童的保护”成为其获取更广泛共鸣的关键策略。性别关键团体常常将战场拉向学校政策，称教师“暗中鼓励变性”，呼吁禁止未成年学生更改性别表达。她们借助部分家长的焦虑，将这场原本属于成人空间的辩论，移植到了更能挑起公众情绪的“校园”与“家庭”中。
本次战略性法律行动，其背后有律师志愿者、政策顾问、学者的支持，通过一系列司法复审与上诉，让“谁是女性”的法律定义成为全国性议题。同时，在英国议会、各类听证会与媒体访谈中，性别关键立场也越来越多被引入“政策平衡”“多方协商”的框架之中。这使得它不再只是“抗议者的声音”，而被部分政策制定者视为“现实中的一方意见”。
FWS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哈利・波特》作者 J.K. 罗琳的支持和资助。她不仅为 FWS 捐款，还多次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性别认同主义”的批评，强调“女性是一种生理现实”。她曾写道：“如果性别不是现实存在，那么女性在全球所遭遇的暴力就不会存在。”在判决公布后，她甚至发布了自己抽雪茄、意气风发的照片，庆祝“胜利”。
图片来源：J.K. 罗琳 社交帐号
值得注意的是，罗琳与 FWS 的联动也将这场性别论争从政策和法律领域，迅速推向了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的战场，尤其是在童年阅读、粉丝文化与道德政治交汇的情境中，她的每一次发言都能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回应。
在她的影响下，越来越多“性别关键女性主义者”开始走到公共话语前台：她们强调生理性别、质疑政策混淆带来的法律风险、反对未成年快速变更性别身份。但与此同时，许多跨性别女性、非二元者、支持性别多元化的女权主义者则感到被排除、被误解，甚至被标签为“入侵者”与“危险者”。这一切使得一个原本属于苏格兰地区的草根组织进入了全球媒体的视野，也将性别政策争议带入了更复杂的战场。
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 FWS 视为“敌人”。实际上，她们的许多主张源自对女性空间、女性经验、以及制度性资源倾斜的长期观察，她们代表着一种“风险感知”：担忧跨性别政策在没有足够社会共识与资源配套的前提下，会使女性成为制度失衡的下一个受害者。她们的焦虑有其社会基础，也反映了当代性别政策在公共资源分配、机构执行层面所面临的真实难题。
但问题也恰恰出现在此处：在现实制度严重短缺、庇护资源本就有限、服务空间本就紧张的前提下，弱势群体之间的对立被制度逻辑塑造为“二选一”：不是一起争取更多资源，而是在现有贫瘠土壤中互相竞争合法性。这种语境下，“性别关键”女权主义容易转向排斥，而非共建；容易守护边界，而非反思结构。
最终，这种内部撕裂不仅使跨性别女性、非二元者、间性人等性别少数感到被放弃，也让一部分年轻女权主义者感到难以认同“女权”的名称本身。对许多人来说，如果“女性权利”的前提是先排除某些人，那么这场运动本身便失去了它最初的道义基础。自此，围绕“女性是谁”这一问题的争论，不仅发生在立法、政策和学术层面，也在公共舆论和个体的日常生活中中不断积聚力量，制造分裂和对立的趋势，并在过程中切割出更多“她者”。
稀缺的“安全空间”
如前文所述，长期以来针对跨性别女性的排斥最突出的一点是对于安全空间的管理。“谁能进入女性空间”的争论中，公共讨论常常被简化成两种权利的对抗：一边是生理女性对“安全”与“隐私”的诉求，另一边是跨性别女性对“认同”与“尊严”的要求。但这样的二元划分，很容易让人忽略一个关键事实：这些冲突背后，不是某一方的权利过度，而是整个社会制度对弱者支持的极度不足。
许多看似势不两立的矛盾，其实都源于资源本身的贫乏。例如，女性避难所床位有限，公共场所性别中立厕所稀缺，医疗系统对跨性别者的心理与生理支持严重滞后。这些基本保障的缺位，使得不同处境中的群体被迫在同一个小小空间内相互争夺。于是，原本本应联合争取更好制度的群体，被推向了彼此对抗的局面。
以避难所为例。原本应为所有面临性别暴力者提供庇护的空间，却因为政策缺乏明确指引、社会偏见未能疏解，使得跨性别女性在申请入住时往往面临质疑，甚至遭遇拒绝。而部分生理女性服务对象也表达了不安：在她们经历创伤之后，面对一位“看起来像男性”的陌生人可能激起强烈的恐惧。这种情绪是真实的，不容轻视。但将其归咎于跨性别者，就忽略了制度没有提供更灵活、安全、共容空间的现实。
当制度只提供两种选择（“进”或“不进”，“是”或“不是”）时，被挤在门口的人就必须证明自己“够格”才能获得庇护。而跨性别者所代表的并非强行破门的威胁，而是整个社会对“性别之外的人”始终缺乏想象力与政治意愿所留下的空白。
据Stonewall 2018年报告，超过三分之二的跨性别受访者表示曾在使用公共厕所时遭受骚扰、不适或被盘问，有人因此长时间避免外出或强忍生理需求。对她们来说，能够使用“女性厕所”不仅是性别认同的确认，更是生活最基础的保障。不是为了“获得特权”，而是为了免于羞辱。
相似的矛盾也出现在体育、教育和医疗领域。在英国近期的一项调查中，超过 60% 的跨性别青少年表示，在学校里因无法使用与自我认同相符的厕所而产生心理压力，甚至影响学业。但与此同时，一些教师和家长则担忧“性别自我认定”可能被某些人“滥用”，从而威胁其他学生的感受或安全。两种焦虑并存，却少有结构性支持来消解。
在这样的现实里，FWS 所表达的焦虑并非毫无根据。她们担忧的，不只是“有人闯入”，更是“本来就不够的资源又要分给别人”。但问题在于，这种零和逻辑不是来自跨性别群体的“强势争取”，而是社会整体对性别议题投入不足的必然后果。当所有人都在紧缩的资源缝隙中生存，“安全”与“认同”就变成了一场必须争抢的资格赛。
女权主义最初的愿景，是要挑战父权结构，将被边缘的人团结在一起对抗压迫体系。然而今天，当我们看到性别议题在政策中被处理为“优先级之争”时，也应意识到这种分化本身就是制度精密运作的结果。越是弱势的群体，越容易陷入对彼此的敌意，而失去对结构本身的反思。
不被看见的人
更令人忧心的是，在这场围绕“女性定义”的社会争论中，有些群体不仅在法律与政策上没有明确位置，在公共舆论中甚至连“被看见”的资格都未获得。比如跨性别男性、非二元者与间性人。
在法院判决后的各类媒体报道与政策调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对这些群体处境的系统性回应。跨性别男性，那些出生时被认定为女性、但认同为男性的人，在现有制度中常常被迫留在“女性”空间里，或无法被纳入任何已有的性别政策框架。例如，一些学校或公共机构将厕所强制按出生性别分配，但对跨性别男性学生是否能使用男性厕所、是否有其他选项，却完全缺乏指导原则。
非二元者所面临的困境则更为结构性。大多数法律文本和公共设施仍然基于二元性别设立，而这群既不完全认同“男性”也不完全认同“女性”的个体，在制度上常常无法找到任何对应选项。无论是医疗表格、证件更改、厕所标识，还是体育政策，ta们都被迫在一个不适用于自己的框架中“选择”，否则就只能被视作例外甚至“违规”。
同样，间性人群，那些出生时生理特征就不完全符合“男”或“女”二元标准的人群，也往往被制度默认为“静默存在”。由于出生时往往由医生或父母强制决定其法律性别，而成年后再度变更常需经历冗长过程，许多间性人终身难以拥有自我认同与制度之间的连通权利。当前的性别政策几乎未涉及如何保障ta们在教育、医疗与身份文件系统中的权益。
这些群体的共同处境是：在“谁能进女性空间”的宏大争论中，ta们既不是焦点，也不是被保护的对象，而是被结构性遗忘的人。没有人为ta们的困境提出政策建议，也没有主流团体为ta们发声。政治想象中只有女性与跨性别女性的对立，而所有不能被纳入这两个标签的个体，则被安静地排除出讨论之外。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ta们不受影响。恰恰相反，ta们是这场制度二元划界中代价最沉重的承受者。
现有的政策结构要求每个人在进入空间、申请文件、参与服务时“先选边站”，但对于不属于传统二元性别系统的人来说，这种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日常性的排除。如果我们把焦点只放在“谁进谁出的资格审查”上，就会忽略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的制度从未真正为复杂而多样的性别经验做好准备。而越是在资源紧张、制度模糊的现实中，不同的边缘群体就越容易被推入彼此争夺空间的对立位置。
这也正是我们在理解 FWS 的立场时需要注意的一个悖论：她们表达的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焦虑；但她们选择的策略，却是在现有体制之内“固守边界”，而非推动制度变革，使之容纳更多人。她们在防守自己时，也不自觉地参与了一种将他者推出去的机制。而这种排除机制，在社会文化和法律层面上，有着极强的延展力。一旦制度默认“只有生理性别才能构成法律权利的基础”，那么不仅是跨性别女性，连带许多性别少数者也都会一并被排除在外。而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进一步划界，而是考虑在多样化的社会中，制度该如何重新分配空间与权利，使之能够承认流动性、照顾复杂性。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制度的不公，并不只在于是否承认跨性别女性是“女性”，而在于它无法承认流动、模糊与不确定的存在；无法容纳那些不愿被划界、也无法被归类的身份；更无法保障每一个不符合“典型性别”定义的人，活得安全、自由与有尊严。
2025年的骄傲月，在抗议与沉默中进行。街头没有了政党车队与品牌彩旗，却多了些悼念、倾诉与拒绝被代表的声音。这不是一场关于身份的狂欢，而是一场关于边界、归属和制度的深刻自问：谁在这个国家的法律中被认定为“她”？谁又被制度性遗忘？
在最高法院做出“女性即出生时为女性”的判决后，法律世界确实变得更清晰了。但现实世界却变得更加模糊。学校、避难所、厕所、球场、医院、身份证——所有需要性别划分的制度接缝处，都开始显出裂痕。而这些裂痕并不是由某一个群体“争夺过多”造成的，而是我们本就贫瘠、紧张、缺乏包容想象的社会结构，在面对复杂现实时的集体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