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下午7点，还未回过神来，我们已经走到了游行终点的体育馆。把写的牌子摊在地面，我坐在地上，还在恍惚中；带着口罩，汗一直在流，朋友递来水。
四面八方是热闹的、来自游行中人群声音的总和。那些声音，有时候被认作是“团结”，有时，它只是凸显在社运中那些来不及发出声音的缺乏——我想起2020年戴着口罩争取王室改革的泰国学生们（编注：2020年，在一系列反对泰国政府和2014年军政府的民主运动中，学生团体首次提出呼吁限制泰国王室权力的诉求），Ta们会来参加这个游行吗？在同一片土地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一个庞大的、集体的声音。坐在地上的我突然在想：一个生活在泰国的、无论出生地是哪里、和我立场相近的酷儿会来参加这次游行吗？
有相同关注的人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曼谷游行，2024年的曼谷骄傲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游行——也是认同“行动者”身份的一年。
在那之后，我又参与了清迈的骄傲游行、香港的移工骄傲游行。记得有伙伴在2024年游行结束后说：曼谷的商业化程度让人难以忍受。那时我想，固然商业化，但仍然为酷儿群体带来可见度。甚至回应：那怎么不去骂异性恋经济呢。不过，那时的我并不清楚知道彩虹经济意味着什么。我们无法在每个当下都对所处的境遇有足够的认知。因此，三年前的6月，我先接纳了自己的身体经验，作为酷儿可以走上街头的实感。
“没想到是真的走在街上！”2024年的我，那种被蒙着眼流泪的感觉，是诚实的，或许也是盲目的。我们好像从那时就意识到需要戴上口罩、乔装打扮。这种反应和身体经验是从我们的历史中来。那时，中国的封控刚刚结束，在溺水般的感觉中，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喘息。疫情期间我想过，死了都可以，只要能再来一次泰国——那源于新冠之前非常美妙的两次旅行经验。
2024年的游行，既是一种过去愿望的实现，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可能性，看见游行中那些美丽的身体摇摆着出现，我不再去判断它的含义，就像所有痛苦或快乐存在的时刻，它就只是存在。你相信它，它才得以存在的时刻。
当然，我无法说出：泰国更包容；泰国对跨性别者更友好；外面的月亮更圆这样的话。国家包含着一种残忍的抽象概念。这时候，不知道应该把祝愿归功于这个国家，还是参与的人、组织。
但它是一个契机。当固定的方阵走过，喊着free Palestine的人群经过，我看见“peace of shit”“Don’t stop talking about……”这些标语，也看见一些抵制麦当劳、711的标语，看见“no pride in genocide”。我常常默读这句话，一个音一个音地读出来。旁边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流下眼泪，我也开始哭。这个时刻发生的前一周，我和恋人在普吉岛度过ta的毕业旅行，在某个来不及起床就看见屠杀人数相关新闻的早晨，ta向我详细讲述了正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那天在下暴雨。这种对于不公的冲动和杜拉斯书里的场景是相通的：一个失去了儿子的老妇人——她的儿子在清扫地雷时死去，她拒绝给和解的协议签字。
这就是不公正，甚至不需要被拆解的不公正，它促使人开始行动。正是因为2024年的一连串契机，我才开始在国内做一些和巴勒斯坦相关的事情。对我而言，并没有提前回答：为什么是这件事情？为什么是这个议题？更像是它到了眼前，我无法视而不见。
2025年，第二次参与曼谷骄傲游行时，走完全程之后，看见有在抗议、声援巴勒斯坦的人们，也有单独举牌站在商场门口的人，如何在一种已经不公正的视野里去主张和平？我们跟在摇晃着巴勒斯坦旗帜和写着“Myanmar Junta Has No Pride”的标语后面。我期待的或许是这样的时刻：在其他地方有和你关注相似事情的人。
标语：“独裁者”
回到2026年5月31日下午2时，我在一个餐厅写好标语。想写的东西太多，没办法汇聚成某一句话。2024年，我在纸板上零零碎碎写了很多和酷儿有关的关键词。当时，我想表达，成为酷儿本身就是一种行动。之后的两次，我感觉不得不写独裁者——我时常默默念想着这个词，就像是和暴君、皇帝分开的一个词，它代表在这个世界里所有正在存在和已经死去的独裁者，所有使用过度权力的人。我希望它是接近无限的、一种延伸，或许是一句像诗一样的语言。文学不是不激进的。
从下午三点开始，一直在下暴雨。没办法知道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有时候也打开社交媒体刷信息。路线的信息依然是不清晰的，我开玩笑说：好像害怕被同性恋找到。我去买了雨衣，将写好的纸板放在雨衣里，最后，到举着纸板的时候，它几乎奄奄一息，快要折断。
一直到走进体育馆之前，我都分不清游行是还没有开始，还是接近结束。这一次的路线比之前两年都长，我们走过了一些新的地方，但因为路途中始终伴随的焦灼，我对这些新经过的地方没什么印象。注意力只集中在脑海中不停出现的问句：为什么没有把这条路封完？我的同伴在哪里？谁看见了我的标语？
出现过好几次反复奔跑：追上前去，想看看游行队伍的开头，会不会有我期待的人出现。往后跑的时候，看到有写着释放昂山素季和所有政治犯的人们，人数很少，一片黑色。我跟着走了一阵，但又觉得不合适，我并不想被认作是昂山素季的支持者。
也在那时我意识到，我在等的人，或许就是平时我的朋友们。TA们这次大多数没有来。当人群尽数走完，路上的车又开始来来往往，这就是结束了吗？终点是明确的。
这次游行中，为数不多“感动”的瞬间是在一开始：在因暴雨而推迟的起点中，巨幅彩虹旗打湿了，落在地上，变得很重，没办法飘动起来。人们一只只手将它从地上拾起，挥舞着重重的彩虹旗。那个瞬间，我看见了人们的犹疑，既慌乱，又感动。背景音乐是《Pink Pony Club》。
将近傍晚，雨终于停了。太阳出来，阳光洒在身上，我们正经过转角，对面是热闹的、一如既往的central world，我们站在那里等待交通警察的放行。有人在唱歌、大声庆祝，不时传来鼓掌的声音。不时有记者对着我们的标语拍摄，或者有路过的人问“独裁者”指的是哪里的独裁者。一种肃穆又不幸的感受涌进来，看不出TA们是从哪里来的。
写牌子的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一种会被整个世界看见的错觉。这时，特朗普的脸甚至近在眼前。但我产生了一个不好的念头：这些记者，这些拍摄我们的人，会不会也只是一种表演呢？ta们的这种关注，对于非本地人的关心，会不会只是因为泰国号称是一个包容的国家呢？一个人愿意微笑和微笑成为这个国家的标志，这其中的区别，人和环境、行为与表演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
我每次听见一个国家的名字出现在一段对话，就在想：这指的是什么呢？政府？人民？还是什么？当用概念去思考概念，让我想起，去年的标语出现“中国没有同性恋”和“谁说中国没有同性恋”，就算是“同一个国家”，似乎也天差地别。
结束游行回酒店的路上，看到卖彩虹旗的摊贩，我产生了一种厌烦。我心想：把它们拉下水吧，把那些看上去干净的拉下水，而不只是把一些明晃晃的词拉下水。把彩虹旗、我们的身份认同都拉下水。什么时候，那些简单的口号才是成立的呢？如果我只能说一句话，那会是怎样的时刻呢？我想我会说，no pride in genocide。
离曼谷市中心越远，外面正常运转着。我看见那些心平气和的游客、卖榴莲的人，声音变了。我还在一种消极的情绪里：“外界”在等待着这样的喧闹过去，让一切回归正常。暂时的，暂时的庆祝。在这里相聚的人们，很快又会四散各地，这样就可以停下来了吗？
之前，每一年决定庆祝三八妇女节、跨性别者现身日、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恐双恐间性人日，我既承认哀悼，也像找到自己的节日一样庆祝，但这一次，我的身体动弹不得，变得十分脆弱，只想抱着谁哭一场。我一直在人群里想要找到一面巴勒斯坦旗，一面类似于去年的，关注缅甸的黑色旗帜（它又有跨旗的颜色）。当我开始感受到身体不舒适，是身边唯一的伙伴在告诉我：至少有两个人在问；还是有人在关心的。我突然又产生了很多的怜惜。
我想到身边的朋友们经常感受到的，缺乏意义感，或者，意义感时高时低。如果我想要的是被“更大的世界”看见，或者被“更多人看见的不公”，那我的行动方向会是哪里？对我来说，用双手将牌子高高举起的时候，更像是一种找寻，如果有更好的机会被看见，那也是吸引那些本应该成为伙伴的人。那些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的人，那些正在找寻的人，不因为没有名字就失去存在的合理性。我想让谁关注我们呢？想让谁看到？这种既期待又不知道是朝着谁期待的感觉，让我突然很迷茫。
在晚上的日记里，我写下这样一句：我没有办法判断一种真正的伟大，实至名归的勇敢。
Don’t praise me join me
“在另一个国家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真的是诡异的、替代性的事件吗？两年之后的2026年5月31日的傍晚，我坐在地上，没办法不留意这些发出的声音中的缺乏。这一刻，我背离了之前两次游行的感动，开始识别感动会发生的条件。什么是“我的地方”，我合理发出声音的地方，但是很快，互相排斥的词出现了：本地的、游客、公众。之前在香港感受到的“在地/本地”让我觉得被排斥，自己好像有原罪在身。而作为泰国的游客，我看见的别人的“本地身份”可能只是一种印象。那什么又是公众呢？
在游行的现场，我的四周像是有结界的，越往前走，越不知道要怎么和身边开心的、流着眼泪的人共处，我处于怀疑的状态。
如同认定自己是非二元，但不被其他人理解，依然只依靠指派性别去判断。旅行时，下意识想“我不想做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又是指什么呢，当你们的语言不通、又难以了解对方脉络的时候，一种不被错认的善意会怎样出现呢？我想到身边的朋友：我们理清无数概念和定义的习惯。那些街头上面容相似的人，TA们看上去是和我使用相同语言的人，指派国家真的是坚不可摧的事实吗？
有人来和我们握手、拥抱，“你们很勇敢”、“保重”、“保护好自己”、“是台湾人吗”，我甚至偶遇多年从未见过的网友。在这些人之中，行动代表着不同的含义，这时候，我想好了明年的游行标语：我不要你说我勇敢，我要你做我的伙伴。我让朋友帮我写好了英文：Don’t praise me join me。
只是“举牌”，已经会被看作是一种勇敢和激进的行动吗，想到和朋友们常聊的话题：什么算是行动？转发键是行动，在禁止说话的地方讨论那些人们避讳的话题是行动，但在彩虹旗到处飘荡、弥散着“爱”的氛围中，我居然感受不到真实的行动，只能手足无措、不停找寻着“我的伙伴”。
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声音？我不断问，我的身体越来越僵硬。难道我看见的这些——关于听障、性工作者、女同性恋的方阵都不是我期待的吗？是因为我缺乏和这些议题或身份的认同吗？
我终于说出：它不够政治，更边缘的政治性。后来才意识到，我已经忘记了其他游行的可能性：自发组织、一个暗号、基于相似的目标或者诉求。朋友问我还会不会参加明年的曼谷骄傲游行，我犹豫了。好像出于一种缺乏，我想在这里发出声音，这是足够吸引我的，但两年前街头听到的哭声却越来越边缘。明年会想去其他地方看看，寻找那些更政治或边缘的声音，或许日本，或许韩国。这一次，就算是知道没有很多朋友会一同前往，我也决定要给自己一个骄傲月的借口。
与此同时，在2026年的曼谷，我看见了“官方”的存在，想要发展旅游业的“官方”、想要承办2030年world pride的“官方”。
游行，是一种怎样的行动呢？我对此一无所知，通过游行去达成一些目的、发出声音，这都是我没有经验的事。生活在台湾的朋友说，同婚合法后，游行变得更无聊了。也有朋友说，当某个具体目的达到后，人们更分散了，有些之前参与运动的人，不知道接下来怎样行动。那么，存在一种“日常状态”吗？一种可以在行动之外的生活——回到自己原有的爱好里去的，过另一种生活。几年前，行动、生活这些词还没有开始分化的时候，行动只是我的一部分，我也有想过平衡。现在，我没有办法想象这种“分开”，当我说情感也是政治的，正是因为看见了在浪漫的结构里，它还能找出来一种结构，一种偏好。游行之前，人们是怎么抗议的呢？游行之后，人们又是怎么度过呢？在刷到社媒，有人感叹警察在维持秩序的时候，我不得不想到在这个环境中由警察和其他掌权者共构的灰色地带。
写诗时突然写下这句：它会说那些最原初的口号。最原始的，最简单的口号。我想到一开始想为自己的身份认同发声时，看见的一些标语——Love wins、爱最大、My body, my choice，好像也是从那里开始的。从几个颜色，几个随身别上的徽章开始的。
写到这里，我想好怎么结尾了。我想在每一场游行中听见暂时被忘记的哭声——尚未注意到的，即将注意的，哭声和骄傲并不矛盾。任何地方都会有的哭声，是无法停下来和视若无睹的不公正。我会在骄傲月寻找能够庆祝和哀悼的方式。在这一切之后，我开始想象一种野心。或许，挑衅比寻求认可更贴近我想要的。
六月四日，我和喜欢的人坐在维园外的楼梯，和曼谷时一样，我们带着口罩，两张脸不停出汗。衣服看起来是最普通的，没有整片整片的色块。我说：想不到任何不离开的理由。看着一个将死的地方，看着一个已经死去的地方，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谋算呢？但是，当我们走进维园，朋友说，无法因为它已经发生的失败离开，这些时间，这些需要照看、互相关怀的时刻，她无法缺席。或许，摇摆就是我的诚实，政治的，不够政治的，笑声，与哀悼，这些经过的时刻全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