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低音”与“新新闻”联合发布。
25岁的Eloise包里装着一束白色百合花，和朋友们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小路上缓步前行。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她从包里拿出鲜花，刚把花放在草丛里，两秒之内，一名女子从斜后方冲刺上前，大声询问她在做什么。旋即，七八名便衣警察从四面合围，拉起橙色封锁线。
那名女子身穿白色宽松T恤，背着帆布袋，和香港街上的普通女青年别无二致，若非耳后那根透明耳机线。
Eloise是来香港读书的内地生，十年前在大陆读初中时知道了六四事件。警察用略显生硬的普通话讯问了十多分钟，问她为何把花放在地上，翻查了她的包和证件，将装卫生棉的小包打开。一番盘问过后，警察“护送”她和朋友去铜锣湾地铁站。在路上，Eloise被迫将那束白色百合丢进了垃圾桶。
“一定程度上这束花也完成了它的意义，它存在于那个时空，忌日的维园，”她告诉记者，“我失望的是，曾经烛光满园的地方，如今竟然容不下一朵鲜花。”
这是维园第六年无法点亮纪念六四的烛光。这个承载着港人集体回忆与表达自由的公共空间，已然沧海桑田。成立于1989年声援北京学生的百万大游行中的支联会（全称“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镇压发生后的每年6月4日，于维园内组织六四悼念集会，数万支烛光汇成海洋，三十年来风雨无改，成为了一代代香港人的集体记忆。如今，在《国安法》和“二十三条”加持下，公开悼念成为官方禁忌，零散的悼念者时刻被驱赶，乃至拘捕。
香港警方称六四当晚以“涉嫌扰乱秩序行为”为由带走七人，比往年相对减少，且声明措辞未使用往年“涉嫌违反国安条例拘捕”等强烈表述。被带走的人士，大多当晚获释。
但在Eloise被围住的六月夜晚，一种新的管控方式正在形成：警方监控更加隐蔽，而民众残存的公共空间，也在被隐秘地蚕食。
往年，身穿制服的警察在维园周边随处巡逻，以示震慑。今年，有街道甚至站满便衣，却不见制服警察。便衣们穿着净色T恤、运动短裤、球鞋，背着书包，除了耳后那根透明耳机线，他们与普通香港年轻人毫无分别。
当人们化整为零，以黑衣、静默、书籍、鲜花、数字蜡烛，在维园周边的林荫小道坚持多年，官方同样开始以无形的方式入场，争夺这块仅存的公共空间。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有心人像Eloise一样，选择在这一天来到维园附近。“即使已没有希望，我也认为每个有觉醒念头的人，有必要守护好希望，”Eloise说，“舌头和双手，至少留下双手，好好带着火种活下去。”
黑色幽默：维园长椅的公共空间争夺战
晚上九点，维园林荫小道的一张长椅上，Stanley戴着耳机，正在画一幅素描：地狱背景里，圣母玛利亚身旁是一个骷髅鬼。他向记者打趣：“6月4日，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应该会有一些关于地狱的灵感，有树啊、也有狗（暗指警察）。”
Stanley身边坐着一名精壮的男子，戴着单边有线耳机、划着手机，不时抬眼瞄向四周。该男子没有阻止Stanley画画，Stanley也未和他说话。两人就这样挨着彼此坐着，相顾无言，持续近一小时。见到这样的景象，越来越多记者围过来，记录下此刻的黑色幽默，但也因此来了更多制服警察，站在不远处。谁都没有行动，空气里弥漫着忍俊不禁的气氛。
随着人越聚越多，相邻长椅上另一名男子摸出手机，压低声音打电话：“喂，我们现在很尴尬，你过来就知道了，快找两个人来接替我们的位置。”五六分钟后，两名男子走来换座。
自2021年《国安法》颁布后的第一个六四纪念日起，维园场内被封锁，烛光晚会不再。2023年起，六四期间的维园被政府间接支持的二十余个省级同乡会占据，举办“家乡市集嘉年华”。自此，民众悼念六四的公共空间被霸占，隐秘的悼念被挤到了维园周边的林荫小道。
过去五年的六四纪念日，维园周边的林荫小道，成了官民间隐晦的默契地带。警察在小道上来回巡逻，身穿黑衣的人们静默伫立、阅读隐晦政治书籍、坐在长椅上一言不发、播放六四歌曲，“我知道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双方在试探红线中维持着某种微妙的平衡。这几条小道、这些长椅，成了后国安法时代里，市民隐晦政治表达最后的公共落脚地。
但今年，这片仅存的空间，也开始被以更隐蔽的方式蚕食。
夜晚十点，维园小道仍然热闹非凡，长椅座无虚席。除了隐晦悼念者和普通市民，“占座党”成了今年维园引人注目的存在。有身穿白色衣服疑似“家乡市集”相关人员、有不知来路的公公婆婆、有戴着单边耳机疑似便衣警察的男青年、还有抱着大型毛绒熊公仔整整一夜占着椅子、又在同一时刻起身离去的人。记者举起相机，有人遮住脸，有人回瞪并举起手机反拍。
63岁的林太太和两位基督教教友，坐在长椅上超过一个半小时，为六四的死难者、中国和香港的民主祈祷。她略带嘲讽地说，自己以前在维园内参加烛光晚会，现在只能坐在外面。
记者问，如果以后维园周边的小路也被封锁了，她还会来吗？林太太说：“政府最好是把维园还给我们，但就算真的连这些小路都封了，我们也一定会有方法的。”
“香港人的狮子山精神，你知道吗？”她对着记者自问自答，“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我们都会头脑灵活地寻找生机。”
微光不灭：“做自己应该做的，就足够了”
Stanley去年六四也在维园。彼时，他在长椅上放了一罐1664啤酒和一盏未点亮的灯，便被警察带到岗亭截查。“上一年的经历，让我觉得很累，不断有警察来问我在干什么，还把我带去搜身盘问，这个体验也挺地狱的。”他说。但今年，那罐1664啤酒依然立在他手边。
面对来来去去的警察和便衣，Stanley神情自若。他察觉到今年现场气氛的微妙放缓，但随即又说：“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无可奈何，因为我们已经不能再做些让警察觉得有威胁的事情了。”
对于自己坚持悼念的行为，Stanley将其归结为对过往大众价值的守护。他认为，六四悼念，曾被香港社会广泛接受，政府无理由突然切断。在他看来，政府试图通过强行禁止悼念来抹去历史记忆的手法“非常拙劣”。“大家只要有心去记得这件事，去教育下一代继续思考这件事，六四就会一直被记得，”他说，“我始终相信，会有很多人留在香港，依然会想令更加多人知道这些历史，让六四的记忆延续下去。”
Stanley对六四和香港政治的了解，始于中学时代，彼时香港的社会运动方兴未艾。他回忆，当时学校规定中学一年级学生不可以参加静坐，但中学二年级可以，于是他在学生会成员的带领下，跨出了参与公共活动的第一步。如今香港政治现实巨变，但他依然看重当年的启蒙经历，“至少让大家知道，曾经可以怎么样。”
Stanley也坦言，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巨大差异，他们这一代香港人可能很难完全理解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但我想，我们面对威权的感受是相似的吧。”他说。
同样一期一会的，还有20岁的Jason。去年，他也坐在六四的长椅上，腿上放着一本《抵抗的义务》，静默地坐了十多分钟。记者采访完后，他立刻被十多名警察围住截查，并被要求离开维园。今年，他带着一本《革命前的宁静》，并把贴着 “No more dictator”贴纸的头戴式耳机放在腿上。期间，有带着耳麦的“家乡市集”相关人员站在他跟前观察拍照，他便直勾勾地盯着对方。
他将这种在场视为不容退让的公民责任：“我的本钱就是年轻、自由、有空闲时间，在这里看书。有这样的本钱，我就有这样的责任。”他认为，来到现场是一件很“rewarding”的事，找到一个让他“良心比较安好”的方式去参与，能够给自己一些意义感。
看到今时今日夜幕笼罩下的香港，Jason却显得乐观。“就像这本书里面说的，革命本身是戏剧的第三幕，虽然前两幕没什么张力，但第三幕是会来的。”
面对当前许多议题逐渐沦为不可言说的现状，Jason强调日常言说与公共讨论所蕴含的政治感染力。“我觉得要多点宣之于口，公开讲述本身是很有感染力的一回事，让大家不要忘记，带动大家一起讨论，就是革命的第一幕和第二幕。” 他说。
“革命是无缘无故突然发生的，皇帝不是无缘无故被斩头的，”他说，“我们哪怕是茶余饭后去讨论八卦那样去谈论政治，再慢慢引出思想的种子，多一点思考，多一点宣之于口，就已经是革命的一种了。”
35岁的市民陈先生，绕着维园一圈圈踱步。他缓慢、坚定地行走着，穿过警察、穿过路人、穿过家乡市集的噪音，兀自沉思。“每个人自己心里想什么，别人是管不到的。我今天来到这里，默默踱步、见证今天的情况，就是我的表态，”他说，“每个人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这就够了。”
陈先生2009年读中学时，第一次来维园参加烛光晚会，之后的十几年风雨未改。烛光晚会是他的政治启蒙，如今故地重游，他把这当成自己的一份责任，也来这里“找回一些过去的记忆”。
记者问陈先生，是否想“多做一点”，陈先生坦言，限于当下政治环境，每个人做多一点都有困难。“大家做好自己、每个人过得健康、平安，就很好了。”他说。
《国安法》实施后，支联会宣告解散，过半数常委先后被捕，正副主席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如今仍等待法院判决。但即使在这样的重压下，支联会前常委邓岳君仍于6月3日晚十点半独自来到维园悼念。
面对维园的“家乡市集嘉年华”，邓岳君一度感到愤懑，但如今他也联想到，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外省学生陆续进京，接替北京学生，进驻天安门广场，持续集会抗议。
“很多外省学生，有部分可能牺牲了。现在这个市集强调全国各省联合一起, 我觉得更多了一种寓意。”他说。
邓岳君在维园前悼念了七分钟左右，期间一直被十多个便衣警察监视。他站在那条曾模拟天安门中轴线、如今挂上“家乡市集嘉年华”的灯牌前，小声念出由“天安门母亲”团体整理的202位六四遇难者名单。随后，他在几名警察“护送”下，由铜锣湾地铁站离开。
有人长久驻留，也有人完成仪式后离去。35岁的阿Yau站在维园的栏杆外，调出手机里往年维园烛海的旧照，将屏幕里的点点星火与眼前重重叠叠的栅栏在镜头中叠印，按下快门后匆匆离开。“这个日子被封杀，我的心情很沉重，但我希望这一天能顺延不灭，希望这里仍然可以坚持公义。”
和陈先生一样，阿Yau也自中学起每年都来参加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我之所以每一年都想过来，是因为六四至今还一直未被平反，”他会所，“我想通过自己的行动表示，六四一定要平反。”
老一辈香港人：不敢忘却的记忆
对于老一辈香港人，37年前的那个春夏之交，不仅是一场遥远的政治事件，更是深刻重塑其身份认同与生命轨迹的集体创伤。
1989年，郑先生在加拿大留学，自认是一个普通、不热衷深层思考的人。然而，随着天安门即将清场的消息在中国同学之间口耳相传，以及电视屏幕上的画面转播，这一切真切地传到了他的面前。
37年后，在维园昏黄的灯光下，回忆起当年盯着电视转播画面的时刻，75岁的郑先生忍不住眼泛泪光，声音哽咽。“当时，我感到人生突然间没有了目标、没有了动力、没有了希望。”
“作为一个香港人、中国人，见到中国发生这样的事，对我是极大的冲击，”郑先生说，““改革开放后，我们都觉得中国会越来越好，但六四事件，深深撼动了我作为中国人的生命定力和身份。”
彼时，郑先生在加拿大中文教育班兼职，教导香港移民的孩子们学习中文。1989年6月5日下午，教育班的负责人通知他记得开会。处于巨大悲痛与虚无感中的郑先生当即反问：“还开什么会，现在中国都这样了，搞这些还有什么意思？”
过去三十多年，郑先生和郑太太几乎每年坚持参加维园的烛光晚会。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也牵着孩子们的手一起来到维园，感受这里的氛围，让他们长大后学会自己思考。虽然郑先生并不完全赞同支联会的做法，“但是我还是会来，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良知。”
如今，面对维园严密布控的警察，郑先生仍会想起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他们关心国家、关心民族、见到社会不公不义的事情，就站出来说话，”他说，“他们有这样的勇气，我也希望现在香港有人能冲破这个沉郁的气氛。”
面对现实的逼仄，郑太太则显得更为平静。“I believe the time is on our side.” 她对记者念出自己的座右铭：“择善固执，常怀希望。”
对郑太太来说，六四是每年都必须记住的事情；而对Sherry而言，她更害怕忘记。
Sherry的丈夫当年作为香港学生代表，北上声援天安门广场示威学生。如今，50岁的她深夜走入维园，是想要提醒自己，不要在年纪渐长时忘掉年轻时与广场上大学生的共感和期望，提醒自己继续坚持下去。
“我害怕我老了之后，我会忘记那时候的体验。”Sherry说。
内地游客与港漂学生：“我之所以想要讲这些，还是因为我是这个国家的人”
天安门清场发生在北京，但维园烛光承载了香港人过去30多年的集体回忆。成长于威权社会、从未公开悼念过六四的内地年轻人，辗转来到香港的六四脉络里，承接自己的政治启蒙。
18岁的休学高中生“内啡肽”，只身从河北赶赴香港，计划当晚便折返深圳。在维园，他随手拾起一团从灌木丛落下的木棉花絮，三名警员迅速将其围住截查，随后放行。面对突如其来的阵仗，他愣在原地，又追上那三名警员，据理力争：“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即便这是在香港，我也是遵守了香港的法律的。法律上没有说这个……”
一个年轻男警打断了他。“可以了，可以了。我们的事情做完了，调查完了，可以吗？”随后，警察将目光移向他手里仍然攥着的木棉花，“垃圾你拿去吧”。
警员散去后，“内啡肽”呆原地长久地沉默。错愕、不甘、委屈，在他年轻的脸上交织，最终化作一种夹杂着无奈的自我排解：“就这样吧，我也不跟他们讲什么了，香港还是挺好，要是换成内地……”
成长于言论审查的环境里，“内啡肽”习惯了话说半截。记者问他为何要在“特殊的日子”现身维园，他给记者打哑谜：“今天不来，啥时候来？”
过了一会儿，他也向记者解释，“其实国内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只是不说而已。”在中国大陆，翻墙上网看维基百科的“六四事件”词条、大学宿舍夜晚学生们一起偷偷看《天安门》纪录片，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坚持。白纸运动后，许多年轻一代中国人开始溯洄了解六四。
“这种事情，你不去了解它，它就会来找你。”他说。
同样溯及了解六四的，还有两位“零五后”内地生。21岁的Baron和18岁的小暗，分别在香港读大三和大一。下午六点半，她们坐在维园边的长椅，看着来来去去的警察。Baron一身黑衣黑裙，带着彩虹手环，斜挎着包，上面贴着公仔和偶像饰品。小暗染着彩色的头发。
她们最先的政治启蒙并未源于宏大叙事，而是流行文化：因为喜欢歌手黄耀明，继而开始渐渐了解香港的2019反修例运动和2014雨伞运动。此外，中国当下的社会公共事件，也一点点串起了她们对中国政治的理解。白纸运动、丰县铁链女、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给彼时读中学的她们一次次政治震撼，逐渐塑造了她们的思想。
2024年，在香港上大学的Baron，在Threads上偶然看到了六四的历史照片，让她开始完整地了解这起事件。“之前我还对这个政府稍微抱有一点点幻想，还认为可能会有改良的那一天的，之后就彻底粉碎了。”她说。
去年六四，Baron还曾专程前往北京，计划进入天安门广场，却因忘记提前预约而未能如愿。这也直接促使她今年决定来维园看一看。
虽然今年是Baron第一次来六四维园，但她的悼念已在个人空间里进行了多年。近两年的这一天，她都会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歌词作为无声的纪念：黄耀明的《回忆有罪》、陈奕迅的《六月飞霜》、以及王菲的《未平复的心》。
对六四的情感，也让她们对其他威权镇压下的人们产生共鸣。上个月，小暗看了关于台湾“白色恐怖”的电影《大濛》，虽然台湾和中国脉络不同，但看到威权的镇压、恐惧、死去的人，她产生了类似的感受。“一代有理想的年轻人都死去了，这也是他们的朋友、家人，共同的伤痛。”她说。
因为个人经历和政治抑郁，Baron和小暗曾一度十分厌恶中国、想逃离这个国家。然而，黄耀明在Instagram上的一句“今天香港非常的美”，深深震撼了她们。“他是因为真的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才去做这些事情。”小暗说。
“我们之所以想要讲这些，还是因为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人，还是因为生活在这里，觉得和这片土地、这里的人、这里发生过的事，是有连结的，才会想去做这些事。”小暗说。
注：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新新闻》在合理的证明义务下确认其经历真实可信。若受访者以实名接受采访并谈论六四，则有极大可能给受访者和《新新闻》双方带来安全风险。因此，《新新闻》选择不询问、不呈现其真实姓名，并判定匿名不会对信息真实性产生实质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