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日，现“天安门母亲”群体服务团队负责人尤维洁接到负责其的朝阳区警察通知，称今年不得于6月4日当天前往万安公墓进行悼念，并要求她到外地“旅游”至4日结束。尤维洁要求，6月5日希望前往万安公墓悼念，亦被警方拒绝。
尤维洁的丈夫杨明湖生前是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工作人员，1989年6月4日凌晨于南池子大街附近遭从公安部走出的解放军枪击身亡。
后联络得知，八家难属均接到通知称不得前往万安公墓参加悼念，且各家家门前均有警察驻守以防止他们外出。警方亦禁止在家属之间互相联络。警方还告知难属称，若难属有意在4日之后找时间举办活动，可以向其提出申请。
随后，张先玲将一封抗议信发布到了互联网上。
1989年，张先玲19岁的儿子王楠死在天安门附近的南长安街上。
每年6月4日上午，在北京市万安公墓，数家1989年北京天安门屠杀受害者的家属都会举行公祭仪式。公祭活动的参与者都是“天安门母亲”成员。这是一个1989年六四惨案受害者家属形成的团体，成立于1992年春节，最初由丁子霖、张先玲和尤维洁三人共同发起。成立后的约二十年时间里，该团体共寻访获知202名六四遇难者。
纵使长年面对来自政府方面的监视和跟踪，这一公祭仪式从未中断。然而2026年6月1日前后，历年来均参加公祭活动的八家遇难者家属陆续收到各属地警方通知，今年不得于6月4日当日前往万安公墓，包括“进行个人或集体悼念，不许宣读悼词、不许发悼念照片”。最终2026年的六四公祭在压力下被迫取消，而北京警方没有向这些家属说明理由。
自由亚洲电台公布的一份署名为“万安公墓‘六四’遇难者家属”的公开信写道，“北京市公安局的这种无理要求，违背国家宪法、法律及基本人性。遇难者家属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敦促有关部门取消这种无理要求。”
尤维洁接受低音记者采访时表示，她觉得中国政府禁止他们前往万安公墓祭奠“做得不对”、“挺过分的”，她希望向社会各界“表达我们愤怒的心情”，并表示天安门母亲不会因此放弃，“未来还会继续抗议”。
当局六四禁公祭 难属难见面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自4月28日起，张先玲的住所就开始被公安及社区人员监控，并有两辆警车停在其住所附近。6月2日，派出所所长到她的家中“拜访”了她，并开车将其带至附近公园游玩。低音记者尝试致电张先玲，但接电话者表示无法听到境外来电的声音。
另一边，尤维洁“被旅游”直至5日才被允许返回北京，经她同其他难属联络，所有人均一致表示拒绝另择他日举办公祭活动。“因为4号是这些遇难者的受难日，我们当然要这一天去。”尤维洁说道。她还表示，如果不能前往万安公墓祭奠，就在家里祭奠，但不会答应政府要求在4号以后的日子去。
“六四”时期过后，当局对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的监视仍在继续。6月8日，尤维洁发现其住所公寓楼楼下的监视人员已经撤离，便前往另一位难属家中拜访。尤维洁说，因这位难属身体欠佳，她原计划只是前往探望。
她在这名难属住宅楼的电梯口遭到便衣人员检查身份证，在她拒绝后，这位便衣人员在她离开时对她进行了跟踪及拍照。由于这名难属受到当局压力，尤维洁仅在他的家中短暂停留后就告别，随后在离开社区时被便衣跟踪至小区门口。
尤维洁告诉低音，当局“拒绝我们的这种祭奠活动，这是我没办法接受的，我们的难属都不接受”。
她表示，中国当年正处在和平时期，没有发生战争，在北京市的长安街上动用军队杀人，是权力大于法律的一种方式，因为学生运动并未超越法律的范畴。此外，她完全认同1989年示威学生提出的反贪污、反官倒及要求言论自由和政治改革的诉求。她表示，执政者应当反思自己在执政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嫁祸于市民，中国政府使用如此残忍的手段，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她还表示，所有的公民有权利享有依据法律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游行自由。“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跟政府对话。”尤维洁说道。
中国当局进一步压缩天安门母亲活动空间的迹象自去年就已呈现出来。2025年底，天安门母亲群体依例举办的迎新春聚会，也因警方阻止而首次停办。
元旦前后的迎新春聚会也是天安门母亲群体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于2009年开始举办，当年共有42名难属参加。至2025年年末被北京警方取消前，除了三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从未中断。
据尤维洁介绍，近年来，由于遇难者家属中的父亲、母亲年龄渐高，参与人数逐年下降，最后一次于2024年举办的聚餐中，参与者多为遇难者的妻子、丈夫及兄弟姐妹。尤维洁说，她在接到警方通知后，向其他群体成员转达了警方禁止举办聚会的通知，她还表示天安门母亲群体没有预料到万安公墓公祭也被禁止。
“被旅游”、警车接送早已是六四难属常态
位于北京市西南麓郊区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共埋葬了八位六四惨案遇难者。1989年六四事件过后的最初几年间，各个遇难者家庭之间并不互相认识。天安门母亲群体相互取得联系后，由张先玲发起，安葬在万安公墓的受害者家属决定共同悼念。
经几家商议，由于受害者之一的袁力的父母亲年龄最大，便定在袁力的墓碑前举办公祭仪式。袁力生前是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工程师，1989年6月3日夜间至4日凌晨在木樨地附近因颈部中弹身亡。袁力的父母如今均已去世，先前由同为天安门母亲成员的姐姐代表参加公祭活动。
据尤维洁回忆，九十年代末期，在万安公墓的公祭还较为自由，遇难者家属可正常举行活动，境外媒体的记者也可出入采访及摄影。至零零年代初期，警方开始禁止遇难者家属自行前往，改由警察于6月4日早晨驾警车将他们带至公墓。
据歪脑报道，从2015年起，尤维洁每年均会在“六四”前夕被带出北京市“旅游”，直至6月4日早晨才被允许返回北京，并由警车开车送往万安公墓参见公祭活动。
由于近年来外媒记者已被禁止进入公墓，因此公祭活动的视频均由参与悼念者自行拍摄。低音记者曾于2024年6月4日上午探访万安公墓，发现有警车封锁了公墓入口，并有数名穿红马甲或便衣的疑似政府人员拦截盘问拍照者。
中国人权也曾报道，2025年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万安公墓集体祭奠活动的限制，包括限制参与者人数、禁止携带相机等。一位受到警方施压的参与者称，禁止她对外发布信息，否则“后果自负”，会“影响她的家庭生活”。同年，尤维洁在祭奠仪式结束后被公安单独带离至深夜，她的微信账号也遭封锁。
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成员坐电车遥望维园悼念
在香港，同悼念六四相关的行动空间同样进一步被压缩。曾经延续31年的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如今已是第六年在政府压力下停办，传统举办集会的场地维多利亚公园被“家乡市集嘉年华”占据，有报道称有行为艺术家因在附近马路“系红线”而被警方截查，低音也在此前报道了数名于六四当日在维园进行悼念活动的人遭到了警方干涉。
而旨在支持内地天安门母亲群体的香港组织“天安门母亲运动”今年仍旧按以往惯例，制作了写有“支持天安门母亲”字样的蜡烛发放给一些“黄店”，以赠予民众。该组织成员刘家仪告诉低音，他们希望在六四那一天，港人可以把这些蜡烛拿回家，在自己觉得安全的地方悼念六四。
刘家仪本人亦以个人身份进行了悼念。由于被禁止前往维园，她选择携带鲜花和电子蜡烛，乘坐电车在维园东西两侧各经过。当电车驶过维园时，她阅读了前支联会领导人邹幸彤和李卓人的结案陈词。刘家仪说，有港人向她点头示意。“不用解释，就点点头，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她说。
刘家仪说，有一群疑为便衣警察的不明身份人员全天都在跟踪她，甚至包括她去厕所时。
谈到万安公墓公祭被政府取消，她说，她对此感到难过。“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人道对待这些老人家，他们真的已经很老了。”刘家仪说道，“让他们在纪念日那天自由到亲人的墓园祭拜，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诉求。”根据天安门母亲群体发布的六四37周年祭文，截止目前已有80名难属去世。
尤维洁说，她通过互联网了解到了关注六四惨案、热爱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我们非常感谢，”尤维洁说，“这使对我们能够坚持下去，让我们感到温暖。”
人权捍卫者网络：悼念不应以政府许可为前提
在6月4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政府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发生的政治风波”得出“明确结论”。“中方对美方歪曲历史事实、抹黑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行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毛宁说道。
这是为了回应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天安门事件37周年之际发表的声明。声明说道：“无论多少审查都无法抹掉过去。那些为了捍卫自身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而牺牲的人们，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
“悼念逝者是每个人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也是一种和平表达思念与寄托哀思的方式，本不应以政府许可为前提。”人权捍卫者网络研究员Shane Yi接受低音采访时表示，“如今当局进一步禁止已延续三十年的万安公墓公祭，反映出那条原本就模糊不清的‘红线’再次被任意移动，社会公共空间和公民自由持续受到挤压。”
根据人权捍卫者网络2025年的一项研究，目前至少有32名来自“六四一代”及之后世代的人权捍卫者，因为参与维权活动而遭到关押，其中一些人仅仅因为纪念“六四”或呼吁追究责任、实现正义就失去了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