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地方财政问题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多个地区的教师、公务员等以往被视为“铁饭碗”的行业出现欠薪、福利下降现象，地方政府为了创收不惜“远洋捕捞”的新闻也时常出现——2025年兰州跨省抓捕海棠作者案亦被归入此类，明星、网红也在蓝底白字的公告中被追缴上亿税款。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地方政府正在被迫过上“紧日子”。
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的GDP实现了如期的5%增长，与此同时，财政收入却下降了1.7%，出现2020年疫情以来的首次下滑。政府财政的问题并非孤立存在，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财政的收入多少往往决定了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对企业税收的渴望。因此往往影响数百万企业、普通人的生活，寒意会传递到每一个人身上。
在正式分析地方 各省的财政数据之前，有必要解释一些基本概念。自2014年中国修订《预算法》之后，地方政府通常都有“四本预算”，即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每项预算均会列明收入、支出。
其中，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尽管去年的国务院审计报告曾曝出13省挪用406.26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消息，但涉及内容均为“黑箱”，本文不会涉及。一般公共预算通常为地方政府本级的主要收入（即不计算中央转移支付），主要可以分为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前者为主。政府性基金预算则主要来源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比例常年保持在85%以上的高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的利润、股息红利，以及国有产权转让，原则上要求收支平衡，但也被允许上缴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本文在中国众多省级行政区中，选取了兰州跨省抓捕海棠作者案所在的甘肃省以及400亿债务的贫困县所在的贵州省，通过对两个省份2023-2025年公布的一般公共收入、支出决算表，省级政府预算公开目录、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等公开文件的分析，试图从数据中发现以下问题：地方政府的收入从何而来、又流向哪里？地方政府财政因何困难？它会如何影响每一个普通人？
甘肃：穷省如何增收
2025年上半年，甘肃兰州警方对上百名海棠文学城作者进行了跨省传唤和抓捕，部分作者随后被以“涉嫌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据《水瓶纪元》报道，这些作者涉案金额从个位数到数万元不等。尽管警方回应称，“不存在远洋捕捞，本案追诉的是自然人，不是企业，且大多数自然人的获利低，即便五倍赔偿，也没有多少钱。”但报道亦有指出当地公安疑似经费不足的问题。
所谓“远洋捕捞”，是指一些地方执法机关为增加罚没收入进行跨省执法。罚没收入属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非税收入，2024年末，国务院总理李强曾表示要“关注罚没收入异常增长、大量异地执法、大额顶格处罚等情况”。2024年，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在全国税收收入下降了3.4%的背景下，非税收入大涨25.4%。
兰州是甘肃省会，也是全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2025年GDP占全省 比达到甘肃的28.5%。地方财政的寒气，是否从甘肃省传到了兰州市，乃至兰州市公安局要用“远洋捕捞”来创收？带着这个疑问，本文对甘肃省的财政数据做了这次分析。
甘肃是中国最不富裕的省份之一。2025年，甘肃的GDP为13697.5亿元，在31个省级行政区中排在倒数第五名，不到排名第一的广东省的十分之一。
这往往意味着，甘肃长期都是极度依赖中央转移支付的省份。所谓中央转移支付，是指时任总理朱镕基主导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会集中收缴部分来自地方政府的收入，再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把资金重新分配给地方。类似甘肃这样的“穷省”，中央转移支付的金额往往远高于地方政府本身的收入。
这一点，从甘肃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支出的对比上可见一斑。2023年至-2025年，甘肃这两项数据分别为1003.5亿与4518.5亿、1051.4亿与4781.7亿、1112.4亿与4900.7亿，每年差额均超过3500亿，其中绝大部分来源于中央转移支付。
对比过去三年的中央转移支付金额，从中央转移支付的预算数来看，具体数字分别为2843.91亿、3010.65亿、3094.36亿元，其中2025年仅增加了约84亿，但2025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了约120亿，缺额如何解决？（注：2024年的支出高额增长，或与2023年12月发生的积石山地震有关，地震造成了151人死亡、980人受伤，亦导致了甘肃2024年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一项从2023年的81.3亿暴涨105.3%达 到了167.1亿。）
答案是：三管齐下。
其一是税收，以2025年为例，税收收入增加了3.3%，包括3项下降与6项增长。但有趣的是，出现下降的是代表经济活跃度的企业相关税收，如企业所得税、印花税与土地增值税；个人与资源类税种却出现了反常的显著上升， 其中个人所得税上升11.5%、环境保护税上升41.7%。原因可能藏在官方通稿里，“加强征管强化挖潜增收”。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得益于近年来的税收大数据系统，甘肃也在加强对高收入人群如网络主播的税务稽查，一则通报案例显示，一名拥有近30万粉丝的网络主播，就被往前追溯至2022-2024年，被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81.40万元。
其二是非税收入。2023年，甘肃在非税收入下降6.1%的背景下，实现了19.9%的罚没收入增长。2024年，罚没收入增长更是高达32.5%。2025年数据尚未公布，以供参考的数据是2025年7月公布的上半年数据中指出，省级收入决算中，“罚没收入10.2亿元，增长44.9%，主要是纪检等部门加大涉案财物处置力度因素影响”。
其三是国有土地出让。在房地产下行的背景下，甘肃的国有土地收入在2023、2024连续两年出现下降，却在2025年实现了逆跌，上升8.6%，甘肃对此的解释是，“各地加大国有土地出让力度”。按照官方文件，这一增长大概率来源于建设用地、工业用地的出让。2025年，审查审批建设用地达28.19万亩、供应15.18万亩，其中还包括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9.82万亩。
三管齐下的情况下，甘肃在2024及2025年均保持了5%左右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但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上，2024年增长尚且在5.7%的水平，2025年仅有2.4%，甚至跟不上甘肃2025年5.8%的GDP增长。
而在GDP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均长期保持增长的背景下，支出增速的下降，也就意味着有些领域注定会在财政承压时被降低优先级。
过去三年，排除积石山地震导致的“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变化，分别有5个领域出现了支出下降的现象：2024年的卫生健康支出、节能环保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卫生健康支出涉及医疗卫生服务、疾病预防控制、公立医院运行，节能环保支出用于生态保护、污染防治、资源利用和环保管理，住房保障支出用于改善中低收入群体居住条件、支持住房保障工程。2025年的农林水支出、城乡社区支出。 ——前者用于支持农村基础建设、农业生产发展，后者常用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
贵州：为“脱贫攻坚战”还债的贫困大省
贵州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数据显示，贵州88个县级行政区中贫困县数量达到了66个，政府数据称贵州省有923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1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0.8个百分点。2025年，贵州的GDP为23562.1亿，人均gdp为6.1万元，远低于全国平均人均GDP（9.97万元）。随着2021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贵州的脱贫成绩也在媒体上被逐渐神话。
但在神话背后，是贵州全省各地方政府在这场长达十年的“战役”中欠下的巨额债务，其中最备受关注的案例之一2019年陆续曝出的独山县400亿债务事件。2019年8月，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原独山县委书记潘志立被双开，通报中的众多罪名的其中一条是：不顾民生盲目举债上项目，导致政府债务风险不断激增。2020年，一段“独山县烧掉400亿元”的视频让独山县再次引发公众关注，视频内容为作者实地走访独山县内众多耗资巨大的项目，包括号称拥有顶级硬件设施的独山县古风博物院、预估造价3000万的独山钟楼，及造价花费2亿的天下第一水司楼等。
而在这一年，独山县才刚刚成为贵州省2019年度24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之一。2019年，独山县的GDP仅为125.74亿元，财政总收入完成8.27亿元。公开报道显示，2018年独山县的债务已超过400亿元，按同年独山县户籍人口35.6065万人计算，相当于人均负债达11.2万元。
独山县是贵州“脱贫攻坚战”下发展模式的缩影。用独山县干部的话来说就是，“那个时候你要搞大的基础设施、城镇化建设，文旅项目，也不止是独山，很多地方都有”。问题在于，对于作为中国最贫困省份之一的贵州来说，钱从何处来？
中央确实给了一部分，根据官方统计，十三五期间（2016-2020）中央下达贵州用于扶贫的各类资金达3332亿元。但更多时候，还是得靠举债。
想要讲清楚这个逻辑，必须理解两个概念。一是“债务限额”，中央政府每年都会给全国各省设定债务限额，指向由政府专门发行的债券，属于地方政府的法定债务。由于“债务限额”的限制，地方政府通过直接发债获取的资金注定是有限的。
尽管如此，贵州的政府仍然在逐年增长。2016年，贵州的政府债务余额还只是5646.15亿元，到2023年已经涨到了15124.69亿元，2025年继续增长到19369.32亿元，年平均增长率均高于13%。
更重要的概念则是“城投债”，它在过往十几年间支撑起了人们所看到的所谓“基建狂魔”的时代。“城投债”的全称是城市融资平台债务（这些平台通常会是一家叫某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因此被称作也叫城投公司），具体操作方法是成立一个实际由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再注入基建（比如公路、铁路）、土地等作为企业资产，再将这些资产以抵押等形式获得银行、第三方企业甚至个人投资者的融资。
融资（借债）、发展基建、土地升值、卖地还债、继续融资（借债），在房地产行业高速增长的年代，城投债模式成为了全国通行的发展模式。但在土地升值的预期消失，地方政府再难依靠土地收入来向城投平台输血的时候，城投公司的巨额债务就成为了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一地鸡毛。
前述提到的独山县，2017年全县已有融资平台公司达36家，其中，总资产规模达到60亿元以上的5家、30亿至60亿元4家、10亿至30亿元10家、10亿元以下16家。
数据显示，贵州城投的有息债务余额从2012年的1805亿元，到2016年已经增长到9352亿元，年均复合增速超过50%。另有数据指出，截至2022年，该数字已高达约17900亿元，约等于当年贵州全省GDP的89%。有息债务余额通常包含城投公司的银行贷款、债权融资、信托融资等。
2023年4月，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曾公开发表一篇名为《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靠自身能力已无化债方法》的调研报告，称受限于“财力水平有限”，债务问题工作“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该文章在引起关注后被删除。同年，在中央政策支持下，贵州在36天内连续发行三批特殊再融资债券（下称“特殊债”），用于偿还存量债务， ——即发新债还旧债，总量达2149亿元，成为获准发行特殊债的28个省市中首位，远超第二名天津的1286亿元，甚至超过了2023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天量债务之下，贵州过去三年的财政问题也举步维艰。过去三年，贵州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预算支出分别为2078.4亿与6203.6亿，2170亿与6524.74亿，2223.23亿与6556.39亿，收入增速从2024年的4.41%下降到了2025年的2.45%，支出增速更是从5.18%下降到了0.49%，呈现收入与支出的增速双双下降的局面。
两者差额分别是4125.2亿、4354.74亿与4333.16亿，中央转移支付金额则分别为3920.63亿、3870.27亿、3859.32亿元，在财政缺额增大的同时，中央转移支付的水平反而出现了下降，贵州“开源”的压力骤增。
分析过去三年财政数据可以发现，贵州的地方财政收入同样主要以税收收入为主。其中最突出的，是耕地占用税在2024年、2025年连续暴涨，金额从2023年的11.5亿，分别增加至24.1亿与36.5亿，增速达109%和51%。在官方报告中解释道：2025年加大了对光伏企业耕地占用税的清缴工作。 ——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在“脱贫攻坚战”期间，贵州以其地理条件将光伏企业作为招商重点之一，新华社报道还称其为“生态文明新图景”。2019年-2020年，贵州的光伏发电建设规模占到了全国新建规模的20%，发电规模也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但近年来光伏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逐渐显现，仅2025年下半年，包括贵州在内全国有67个光伏项目被废止。光伏企业不再是昔日的香饽饽，动辄占用数千亩土地的光伏企业，也就必须还清“历史欠债”。
另外，贵州的非税收入及其中的罚没收入也呈现了增长趋势。其中2024年罚没收入同比增加高达30.4%，在官方报告中提到增长原因是 为“纪检罚没收入的增加”。——2023、2024这两年是贵州官场的“反腐”大年，以省管干部为例，2022年有51人被查，2023年就涨到了82人，2024年继续增至120人，其中51人为在任的省管“一把手”官员。2025年再恢复到59名省管干部的水平。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之外，贵州也在加强“出清”，按照贵州政府说法即“努力盘活三资”，三资包含国有资源、资产、资金。事实上，则类似于独山县的做法，将手上已经“烂尾”或者存在风险的项目降价打包出售，既能获得现金流，亦能减少未来的债务风险。
这在政府性基金收入里可见端倪。尽管收入持续增长，但从2023年到2025年，最核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一直在下降，2025年同比下降达43.4%。在“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中，该收入却因为2023年的集中出清，收入几乎从无到有翻了近30倍；2025年继续同比增加高达211.9%。官方文件解释为：主要是“三资”盘活收入增加。
然而，能够“出清”的项目只能在短期内带来收入，发新债还旧债也只是拖延了债务暴雷的时间，接近两万亿的债务总量之下，政府收入却未见起色，这场债务危机还将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