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兰可能做梦也没想到，关于他电影生涯（至今）的最大争议，是一群立场保守的影迷认定他选用Lupita Nyong’o出演希腊神话故事中的海伦——那个引起特洛伊战争的焦点，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想讨好DEI多元价值，以便在奥斯卡有所斩获。他们认定，木马屠城故事中的绝世美女，多少应该是一位肤色白皙、金发碧眼的女性。

这种批评在电影《奥德赛》上映之前可谓群情汹涌，它将诺兰的选角视为一种对经典的背叛，虽然出于某种夺奖阴谋论，恐怕潜意识里，保守派影迷认为那是诺兰对他们这个阵营的背叛。

《奥德赛》是诺兰在《奥本海默》斩获奥斯卡最佳电影及最佳导演后再推出的电影长片，改编自古希腊的同名史诗，号称现存最早的两部西方文学作品之一。这部电影的卡司强劲，由马特·达蒙、汤姆·霍兰德、安妮·海瑟薇、罗伯特·帕丁森等人担任重要角色，引起争议的海伦一角，实则戏份并不多。

本文想讨论的并非在“奥德赛”改编中使用黑人演员扮演海伦的合理性。因为在电影上映之后，观众可以看到新版电影中的海伦是一个工具，她的出现不是为了展示美的定义，也不是在2026年为特洛伊战争的源由赋予一种“视觉正当性”。她所呈现出来的感受，是一个战争创伤的表达，承载诺兰对战争的反思，而不是这个美人符号具备任何女性主体性，也并不是要反思长久以来西方文学被规范的白人美学标准。

身为二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电影人，诺兰以错综复杂的叙事结构、技术上的创新以及智识上的野心着称。崇尚科学、理性和技术，往往被连结到男性主导的价值体系，很多社群视之为某种阳刚气质的优胜。同时，诺兰的电影故事反覆在构建当代语境下的男性形象——平凡而伟岸的，积极自我救赎的男性。诺兰的技术流作者形象与他的作品主题，相辅相成地帮助他走上广大受众所认可的电影大师之路。他的作品所透露出的价值，显然能最大程度讨好价值取向保守的观众群。

这也是为何争议出现后，保守派观众产生他“投靠DEI”产生的背叛错觉。等观众真的看完这一部《奥德赛》，就会明白这真的是一场误会。诺兰从来也不想宣扬多元价值，他在乎的只是他想表达的思考——一直以来都是偏向保守价值的男性中心故事。

诺兰笔下的男性：自怜、自我中心、自负，智力超群

多年来诺兰所聚焦和关心的男性，无论他们是侦探、魔术师、盗梦贼、宇航员、科学家还是士兵，他们追求的是确定性、掌控力或是自我救赎。他们面临最大的矛盾冲突经常是内在的：他们无法容忍失败、不确定性，他们自己对现实的理解可能在根本上是存在缺陷的。而女性，往往被描写为男性主角身边的角色，诺兰所关心的议题，决定了这些女性角色的位置。它很难被简述为“刻板印象”，更像是一种旁观者的不关心。

诺兰1998年推出的第一部电影作品《跟踪》（Following），大概就已经说明了女性角色在他叙事艺术里的位置。在这个故事里面，男主角因为某种存在虚无而开始跟踪他人，他认识了一个叫Cobb的盗贼，以及爱上了一个女性。在演职人名单里，这个角色没有姓名，仅仅被称为The Blonde。显然是这种类型电影的框架里，对女性最为扁平的一个形象定位，她在电影里的功用，也确实是某种性诱惑符号，某种危险而迷人的代表。

尽管电影的男主角也没有公布真实姓名，但故事的一切都是由他来叙述的，以类似独白的形式占据了主体。这位男主角虽然号称自己并不是要跟踪女性，在阴差阳错之下，他为那位金发美人所着迷，然而跌进了没有退路的陷阱。金发女性角色，成为了男主角的某种麦高芬。

第二部长片《记忆碎片》，诺兰设计男主角患上一种顺向失忆症，在整部电影里，他被虚无的杀妻之仇牵着走，而另一个女性角色娜塔莉，则写成某种蛇蝎美人的模式，利用他的失忆为自己复仇。一正一反两个女性，都只是在叙事上完成诺兰对男主角的某种失意和怜悯，更多的是“深爱的亡妻”和“复仇女神”两种符号，建构男性的精神世界和他们的追求。

这种动态机制贯穿了诺兰的整个作品序列。他的主角们被一种近乎强迫性的需求所驱动，要去拯救他们自己——不仅仅有实质的危险，而且还有面临情感崩溃和存在危机的精神世界。“拯救世界”经常变得与“拯救自我”密不可分。外在的任务映照出内在的心理斗争。

自怜、自我中心以及自负，成了诺兰笔下男性英雄身上反复出现的重要特征。这些男人经常承载着真实的痛苦，但是他的电影书写几乎完全让观众沉浸在这些男性的情感视角和危机之中。其他人的生命、情感和欲望逐渐变成了次要的东西。主角的意识、经验和情感主导整个电影这无可厚非，不过诺兰的书写完全以阳刚的雄性价值为主，其他可能被完全摒弃在观众的知觉以外。

他所写的这些主角经常表现得智力超群，且有超乎常人的道德意识，越到创作后期，这些角色越以社群的存续为已任，充满了宏大抱负。他们的才华激发了旁人的钦佩，而他们的痛苦则为他们的执念提供了正当性。结果，自恋的倾向不再被框定为需要从外部加以审视的缺陷，而是被塑造成了能够深化其英雄气概的品质。观众被鼓励去认同主角的心理负担，而不是去质疑这种价值是否合理。

《盗梦空间》和《天能/信条》都有一个类似的动机，就是男主角要去“拯救”一位被凝视的美丽的女性。诺兰没有隐藏这一层心理，但却把它包裹在目不暇给的视觉奇观和男主角的内在危机等多重戏剧能量之内，以至于观众可能忘记去质疑，男主角凝视所谓“等待拯救”的女性，又被包装成一种美好的情感，显然不是一种性别平等的理念。在电影《致命魔术》里，诺兰一度在批判两个男主角之间病态有毒的竞争关系，不过个中呈现慢慢变成了关于疯狂的景观，以及批判观众作为观看者的“不义”。两个戏份最多的女性角色不意外地再度成为陪衬和牺牲品，失去了许多主动性。

强大但被动的女性角色

在诺兰的叙事框架之内，女性角色占据了一个非常特定的叙事位置。随他的资历渐长，诺兰电影里的女性越来越“强大”了，这些女性很少是不聪明或完全被动的。她们拥有独特的个性、职业和情感生活。她们可能会去爱、背叛、抵抗、养育或是挑战主角。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异，她们的叙事性存在却经常服务于男性英雄的情感发展。海瑟薇扮演的猫女曾经有大量强势的戏份，可是那仿佛一种障眼法，每当蝙蝠侠/韦恩和她互动，她立刻就变成了弱势的那一方，并且情绪完全被蝙蝠侠牵引，蝙蝠侠最后甚至改变了她的政治光谱，让她从极左翼变成了一个温和派（同样也是这部电影，诺兰的右倾保守菁英型态开始出现清晰的轮廓）。

当代语境下，很多关于不同性别角色的讨论十分表面。标准可能很容易就变成女性是否也具备智力、体力及社会地位上的优越。诺兰当然创造了能力很强的女性角色，实际只是让她们迎合著阳刚的优越标准。猫女看上去比很多反派喽啰都要强，但每每面对蝙蝠侠处在那种微妙的下风，情感和行动上的被动，都使得这个角色的工具化本质一览无遗，她的强没有自身的能动性，在剧作上只是让蝙蝠侠的形象更加高大。

同理还有《星际穿越》里面男主角库柏的女儿墨菲，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科学家，可是在电影里，她的能动性很快就转变将父亲的数据和决策传递到拉萨路计划的桥梁。她像是一条转译和传输的线路，令男主角库柏的智慧更加震撼人心，同时又在父女情谊这部分，完整了“伟人”的感性光谱。

这些女性角色在能力上不强大吗？可是她们的强大只是服务着伟人角色的叙事拼图，一方面她们没有足够的空间去行动，环绕在她们周围的戏剧弧线，也限制了她们角色的独立性。女性变成了情感锚点、道德提示、诱惑、记忆、理想或危险。她们代表了主角所失去的、想守护的、所愧疚的，所缺憾的无法拥有的。即使她们在表面上显得复杂，她们最深层的叙事功能依然与男性主角走向自我理解的旅程紧紧捆绑在一起。她们的存在，就是为了男主角的人生奥德赛。

《奥德赛》：寸步不前的性别书写

比诺兰更资深的主流商业电影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和詹姆斯卡梅隆，与诺兰行成了有趣的对照。另外两人同样致力于深耕电影拍摄技术，倾向讲述符合好莱坞价值的英雄故事，但同时他们所描写的女性角色往往工具意味更低，常常都有非常明确的主体性。

比如观众耳熟能详的前两集《异形》电影，可视为侧重女性形象票房大片的先驱。斯科特和卡梅隆不停拍摄以男性为中心的英雄主义电影，不过他们同时也并没有忘记复杂的女性形象。卡梅隆的《终结者2》虽则是以男性机器人为主角，他同时塑造了一个拥有自身故事线的莎拉康纳，《泰坦尼克号》更是在灾难电影里非常具体的写出了女主角露丝的整个角色动机和成长弧线。斯科特先后拍摄了《末路狂花》和《魔鬼女大兵》这样的电影，在其他英雄电影比如《普罗米修斯》和《银翼杀手2049》里，他也不断塑造了很多具备主动性的配角角色，如此相比之下，诺兰对女性角色的色调惊人的单一。

诺兰的所有电影母题，都在指向“结局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更漫长的旅程”。可以说奥德赛本身，就是他的宗教。他所有兴趣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是旅程才刚刚开始。只不过，这些不断踏上征途的人物，都是男性，女性只是帮助男人们完成征途的情感推动力。

到最新的长片《奥德赛》，诺兰完成了一个自我创作母题的闭环，主角结束了奥德赛，开始另一场奥德赛。一种文明结束了，另一种人际准则开始新的旅程。但这个故事的本质有很多层次的意涵，原作奥德修斯在外漂泊的日子里，不断和其他女神/女巫发生关系，他的妻子长年坚守忠贞，最终还要接受考验，待奥德修斯证明自己对故乡的所有权，对王位的所有权，也包括对他妻子的所有权。相对所谓反思战争，或者所谓希腊文明礼法的殒落，这个故事里男性与女性这种失衡的权力关系，才是最违背当代性的。

诺兰将奥德修斯与其他女性的关系避而不谈，将他塑造为一个同样忠诚的丈夫，赐予了他道德上的制高点，为他的伟人属性背书。潘妮洛普依然是被争夺的对象，尽管她也有消极抵抗，诺兰还为她增加了一段对白，质疑为什么登上王位的不是她。唯独那一句对白前后没有照应，十分突兀，好像导演也明白这个角色实在太被动了，而不得不塞了一些如今看起来更合理的话到她嘴里。瑟西及卡吕普索，虽则也是能力强大的女性，可是在电影里，也根本像是在对奥德修斯的优良品性星星眼的粉丝，她们的强大一遇到他就毫无用处。奥德修斯对杀戮的内疚转化为雅典娜的幻觉，同样也是开启一段自省的过程，令他走向人格的完整。

这些细节从侧面证明，诺兰对《奥德赛》的当代化解读，并不具备真实的当代性。无论是文明的兴衰，还是对普通百姓承受战争的悲苦，思考程度未必比100年前来得更深刻。至于性别书写就更是寸步不前，从《跟踪》到《奥德赛》，诺兰依然只是在意男性的情感挣扎。其他角色围绕着这个中心运行，她们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她们如何影响英雄的心理或道德发展来衡量的。

因此，女性在成为完全的自主性个体之前，往往先成为了象征符号。有些体现了纯洁与情感稳定性；另一些则代表了危险的美丽、诱惑、背叛或无法实现的欲望。这些人物在情感上是令人信服的，因为他们必须为英雄提供强有力的动机。观众必须相信她们值得被拯救、被哀悼、被铭记或被恐惧。然而，这种必要性同时也限制了这些女性被允许成为什么样的人。她们很少是为了她们自己而存在的，她们经常是主角实现转变所需的情感条件。

形式的革命，内核的保守

传统价值叙事里，女性经常代表着那些男性所追求、保护或失去的理想。诺兰并没有抛弃这一传统，而是不断将其影像化。他的电影在技术上是创新的，但在情感架构上却惊人地守旧。他的电影反复构建起一种可以被称作当代“伟人”神话的东西。伟人在智力上出类拔萃。他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他遭受着深刻的痛苦。他牺牲了一切。他孑然一身。因为他的负担是如此非凡，叙事便给予了他非同寻常的道德关注。世界围绕着他的意识发生弯曲。在这样一种神话内部，不可避免地，留给他人的空间就更少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女性角色尽管表演出色、描写富有同情心，却经常让人感到情感上受到束缚。问题不在于她们是否是好人。的确，许多人是有同情心的、聪明的、勇敢的和极具人性的。问题在于，除了主角的需求之外，电影很少对她们产生独立的好奇心。当英雄缺席的时候，这些女人是谁？是什么样的矛盾定义了她们？如果不是在支持或挑战主角，她们会追求什么样的抱负？这些问题通常没有得到探讨，因为电影从根本上来说对她们的主观世界并不感兴趣。

海伦在诺兰的《奥德赛》里面真的是因为容貌挑战了白人美学传统而刻意选用Lupita Nyong’o吗？观众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她仅仅是身为一把开启战争的钥匙，带着根本无法动摇他人的感受。诺兰描述这个角色，反而是进一步将她在战争中的主动因素拿掉了，于是演员到底应该具备何种外型，对导演以及这个叙事来说并不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诺兰的电影揭示了一种微妙形式的叙事自恋。它不仅描绘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角；它还围绕着这些主角的意识来组织整个虚构的世界。观众一次又一次地被邀请通过这些非凡男性的视角——这些男性正试图保全他们自己——去体验历史、道德、科学、记忆甚至爱情。可是女性的面目并不独特，她们可以被替换，变成了诺兰的叙事容器。

诺兰不断凭借卓越的剧本手法和拍摄技术完成自己对影像表达的冲击，可是他叙事的内核却并不如他的视觉呈现一样大胆和冒险。正是他不断攀升的行业地位和影响力帮助下，他所叙述的保守价值故事与观众长期以来达成某种共识，才最终导致极端光谱的观众擦枪走火，对海伦的演员人选爆发出怒意，视之为诺兰的背叛。因为潜意识里他们早就认定了诺兰是同伴，他讲述的一切都似乎围绕着同一个反复出现的形象旋转：那个必须拯救自我的非凡男人，并由此成为那个所有人都在其周围悄然运转的中心。

与其说海伦的选角争议是一场误会，可能更应该说，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地审视诺兰作品的叙事本质，帮助我们去区分技术创新与叙事想象力。一位电影创作者完全可以在电影形式上进行革命，却依然依赖于关于英雄主义、男子气概和情感重要性的长期文化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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