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低音”与“新新闻”联合发布。
今年七月，顾雯来到广州白云机场，准备飞往曼谷，开启她期待已久的“泰兰德”海岛之旅。然而，在海关边检窗口，警察要求她当场打电话给父母，核实她的出国情况。
还在读大学的顾雯，没有告诉父母这趟旅行。电话接通，父母在那头发火，骂她擅自作主，不准她独自出国。顾雯与工作人员软磨硬泡，说自己已经成年，能否在边检确认目的地没有安全风险后放行。边检态度强硬，表示这不符合规定，随后拿着她的手机，对电话那头的父母说：只要家长明确表示不同意，边检有权拦截其子女出境。
顾雯被赶了回去。她哭着问警察：“我机票、酒店的损失怎么办？”警察说：“那我们不管，你家里的问题，和我们没关系。”
回家后，父母大发雷霆，并警告她下次不准偷偷跑出去玩。她被迫无奈只能道歉。但在采访中，她并不服气：“我当没听见，我花自己的钱，他们凭什么管？”
她把这一切归结于运气不好，碰上了一个苛刻的警察。她回忆，边检没有询问她是否购买返程机票、也没提及谨防电诈等理由。“感觉他就是想‘卡人’，用手中的权力，管住你就爽了。”她说。
顾雯的遭遇并非孤例。近一两年，许多民众在社交网络抱怨，自己出国前或回国后，接到户籍地派出所、社区街道办或居委会的电话，被询问何时出国、去国外做什么、旅行时住在哪里、目前是否已回国、平时在哪里工作、居住地详细地址等等，并被警告以后出国要提前报备。
7月31日，国务院公布《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日生效。独立媒体《响亮新闻》分析称，新规将“限制出境”（即“边控”）的许多灰色操作，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明文化、常态化，出境管理或将变得更加严格。其中，在办理签证或在海关准备离境时，警察在“必要时”可以“劝阻”中国公民，不要出境；此外，边检和公安等部门可以检查护照申请者或出境旅客的手机、电脑以及社交媒体账号；一个人一旦被认定“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列入限制出境名单。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评论称，出入境新规标志着中国政府将公民“离开中国”的权利，进一步转变为一种由国家酌情授予的特权。
中国政府将出入境管理提高到“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高度。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专家解读，新规赋予了政府部门“主动识别风险”的权力和责任，推动出境入境管理“从传统的国门管控向跨境全周期综合治理转型”。
出入境新规迅速引发舆论哗然。《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规范出入境就是“封闭”？无稽之谈》，表示民众恐慌源于西方媒体，讽刺道：“一些西方媒体将‘劝阻出境’、‘限制出境’等字眼单拎出来，惺惺作态地表示对中国走向‘闭关锁国’感到担忧。”社评还称，如果认为新规“把个人权利变成了一项许可”，那么“可以看看美国是怎么做的”，随后列举一系列美国政府限制移民的政策。
中国普通民众自由出境并非由来已久的权利和传统。即使在改革开放后，普通民众出境仍需要自证具有“明确合法的出国理由”、并需要通过单位和官方的双重“政审”、以及提供“境外经济担保书”；留学生还需要向国家支付“自费保证金”，作为“学成回国”的保证或“一走了之”的补偿。
直到2006年《护照法》颁布，护照“按需申领”的原则正式确立，公民出入境自由才有了正式的法律支撑，而旅行证件的签发机关及其权限也被明确规范，防止行政权力滥用。
《护照法》在保障公民权利、顺应改革开放以及对接国际规则方面具有深远进步意义。如今正好过去二十年。
出入境管控如何影响普通人：出发前、回国后，警察打给父母的电话
《新新闻》采访了七名因出入境管控受影响的普通人，通过她们的经历呈现“边控”如何其影响日常出行。
今年二月，28岁的陈希雅准备去马来西亚旅行。临行前一天，位于云南的户籍地公安突然打电话给她父母，告知陈希雅将前往马来西亚，询问他们是否知情。
陈希雅大学毕业后，去过欧洲、日韩和东南亚旅行，自己和家人从未因此接到过警察电话，这是第一次。
公安和父母交涉完后，过了一会儿，一名警察用私人手机联系上陈希雅，要求她把酒店订单截图用微信发过去。订单发出后，对方并未结束对话，而是开始与她在微信上闲聊、套近乎，问她在哪里工作、以前在哪里上学，还说和她是校友。
“因为他是警察，我才不好得拒绝，被迫和他有一搭没一搭聊天，其实心里真的很烦。”她说。
同样被户籍地警察打电话给父母的，还有住在四川的刘洋洋。不同的是，她的家人是在她回国后一个月接到电话的。
今年七月，刘洋洋去日本旅行。回国一个月后，她的父母接到户籍地警察的电话，询问刘洋洋是否已经回来，并要求父母劝告孩子不要再去日本。“现在都不建议去（日本），比较敏感。”警察说。
刘洋洋已经工作五年，同样多次去过欧洲、日韩和东南亚，这也是她第一次回家后被公安致电核查。
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发生，有人发明了“反向适应”的操作。
今年五月，在读研究生王语佳想去韩国追星。她在小红书上看到大量出国后被警察打电话的经历，于是决定“主动出击”。
她查到户籍地派出所的电话，打过去，提供了自己的身份信息和出国行程。值班民警表示了解，整个“报备”流程便结束了，警方也未要求提供机票或酒店订单。
她的动机并非配合出入境管理，而是避免警方联系其父母，导致其出国追星的事情被家里知道，引发争吵。主动“报备”后，这个危机就在源头上解决了。
她把自己的技巧分享给身边的追星同伴。“希望每个瞒着家里、用自己的钱偷偷出国的追星女孩，都能平安顺利地出国，见到自己的idol。”她说。
出境管控也前移至申请护照和港澳通行证的环节。
今年八月，河南高考毕业生林小冉想办护照，以便日后出国旅行，却被当场拒绝。警察告诉她，如果家长未在现场陪同，则必须通过电话联系父母，取得同意后才可办理。
林小冉和家里关系不好，担心父母问东问西，不敢在警察面前给父母打电话。在出入境管理大厅软磨硬泡、“小闹了一下”之后，警察表示这是规定。她说自己“没招儿了”，只能作罢。
黑箱引发的焦虑：新规生效后，是不是就没法出国了？
在新规颁布前，出入境管控已在过去两年变得更加严格。
《新新闻》根据对多名受访者的采访，以及梳理小红书与Threads等社交媒体上的公开分享，将出入境管控方式归纳为两类。一种是出境前的“软边控”：海关边检“劝阻出境”或当场致电当事人父母询问是否知情同意、户籍地公安在当事人出发前致电本人或其父母核查情况、当事人办理护照及港澳通行证时被拒绝、以及体制内收缴护照及出境审批。另一种是回国后的“出境经历严密监测”：当事人回国后，户籍地公安或社区居委会致电本人或其父母核查出境经历。
出入境管控的真正逻辑是一个黑箱，外界只能通过归纳个人经验来推测。《新新闻》观察梳理后推断，警察或社区工作人员的劝阻与核查，可能表示是出于防电诈、日常维稳等工作需要，也有的表示怀疑当事人正处于被骗等人身安全风险之中。因此，公安系统监测到居民出行信息并触发某种“预警”、系统判定需要劝阻或核实后，该指令便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分配给基层警察或社区人员。
新规颁布，立刻引爆民众对“无法自由出国”的焦虑和恐惧。许多人在小红书和Threads上询问，9月15日新规生效后，是不是就没法出国了？
许多人分享自己近期因出国旅行而被警察打电话、或在机场海关被劝返的经历。有的电话直接打给了当事人的父母。很多当事人已经二十五六岁，上班工作、独立居住，但父母仍然接到这类核查电话。受影响者中，有相当比例是年轻的追星女孩，用自己攒下的钱去日韩线下见偶像。她们的父母得知子女的出境经历后，气急败坏地责骂孩子，为何瞒着家里偷偷出国、“怎么这么不懂事”。
办理旅行证件的环节同样如此。有人在Threads分享称，申办护照时被警察“劝说”不要去日本，最后双方“各退一步”，目的地填了新加坡，草草了事；还有人在小红书上写道，她在办港澳通行证时，被公安劝告“你太小了，出去不安全”。这名二十岁的申请者讽刺道：说到出国，就是年纪小不安全；说到结婚生子，国家又说年纪已经不小了，“到底是大还是小，有没有一个准话？”
此外，官方媒体与政府账号，也开始宣传公安和边检机关劝阻年轻人出境的“优秀典型事迹”，称保护学生避免落入“未知风险”。新规出台一星期后，甘肃边检官方账号发布《一趟“说走就走”的出国旅行，移民管理警察暖心劝返》，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央媒转载，定性为“孩子不懂事，民警暖心劝导”的正能量宣传。
在抱怨和反对的情绪中，也有人对新规表示支持。《新新闻》咨询一名旅行博主时，遭到对方批评：“现在被骗的还少吗？管了又说管得宽，不管到时候出了事又说怎么不管，你要人家怎么做呢？”
有人评论称，对“国家该管管了”的渴求，是国民“巨婴化”的体现，而政府通过核实父母是否同意，来限制成年人的行动自由，反映了威权制与家长制的协作，将一项基本权利变成”大爹与小爹”的许可。
一名网友在Threads上写道：“中国的治理，小到大学校园、大到出入境盘查，本质上都在呼应超级大爹与巨婴的统治关系。‘为了你好’、‘为了你们的安全’等大家长式的宣言，是一种陈旧的、有毒的关系。在这种权力关系中缠斗，让人很容易忘记什么叫公民、什么叫天赋人权、什么叫联合国人权公约。”
对于普通人而言，出入境管控是公权力介入日常生活的一道新关卡。但对于人权抗争者、维权律师、异见人士及其家属，“边控”早已是他们熟悉的中国政府常态化控制与打压手段，二者的强度与逻辑大相径庭。
2025年，“公民权利同盟”统计了63名仍处于边控中的抗争者，包括女权和劳工运动者李翘楚、NGO工作者程渊、人权律师丁家喜、人权运动者郭飞雄等。
今年六月，人权律师余文生一家三口计划前往香港旅行，在深圳罗湖口岸被边控并短暂扣留，官方工作人员称其出境“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我们真的很想离开中国。”余文生在X上写道。
【体制内上缴护照的人：“因为要很努力才能出国，我才知道自由是很珍贵的”】
对特定群体实施严格出入境管理，在中国由来已久。公务员是最早被限制出境的群体之一。2015年前后，上交护照的政策已由官员干部收紧至科级公务员。
近几年，收缴的范围扩大到更广义的“体制内”，即国企与事业单位，包括高校职工、中小学教师、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国企员工等。类似地，此前通常仅是单位里的领导干部与专业技术人员需要上缴护照，如今普通在编职工、甚至编外合同工，也被要求上缴。有的单位保留一年一次的出国机会，须提前审批，而部分单位则完全不批。
高校有一套完整的出境申请审批流程。《新新闻》检索发现，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教职工因私出国（境）申请审批表》要求填写出境原因和目的地，并须获得所在部门领导、分管领导、图书馆领导共三级盖章同意。陕西师范大学今年三月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因私出国（境）证照单位自查和集中管理的通知》，要求核查副高级及以上职务人员所持有的个人普通护照、港澳通行证和台湾通行证，统一收回，由学校集中保管，做到“应备尽备”、“应交尽交”。
对于体制内人员而言，出入境管理并不止于海关边检。即使人在国外，他们还被要求做“国安保证”。内蒙古工业大学的《出国（境）行前提示书》显示，教职工在国外不得随意接受媒体采访，不得擅自与“外方”会晤；不在“反华组织”活动现场停留、围观，不购买“反华书籍”；若遇“反华势力”挑拨离间、煽动策反，应保持镇静，妥善应对，并及时向中国驻外使领馆报告，不得隐瞒不报。
如今，对于很多体制内的“普通打工人”来说，出国旅行已经是一种奢望。
去年三月，张怡静所在的陕西某事业单位要求全体在编人员上交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并且全员在公安出入境系统备案，意味着单位不批任何出境申请，而职工即使拿到护照也无法在海关出境。她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所在的事业单位并非政法系统，完全“不敏感”，怎么管得这么严？
张怡静说，自己很喜欢旅行，国内已经走了个遍，但刚工作时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支撑出国旅行，现在却完全没了机会。她想去挪威看极光、去巴塔哥尼亚看湛蓝的湖泊与冰川山峰、去东非大裂谷看动物大迁徙，至今都未实现。
“我很迷茫，每天朝九晚五做着重复的工作、工资低得要命，却没有任何自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她说。
有的事业单位职工的处境比张怡静稍好一些：仍然可以出境，但一年仅有一次机会。
在江苏一家公立医院工作的事业编医生王安妮，去年七月刚入职就被收走护照。医院要求全院职工上交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一年只能向单位申请一次出境机会，提前五周报备，且单次出境不得超过五天。
今年四月，她想去韩国追星，于是拿着申请表，绕着医院行政大楼一层层走，分别找到五个领导盖章，才通过出境审批，拿回自己的护照。
王安妮称，以前只是院领导和正高职与副高职的医生才会被收护照，现在像她那样的“大头兵”也要被管。“我们又没掌握什么核心技术，怕我们去异地行医吗？”她调侃道，发来一个狗头emoji。
王安妮工作一年，看着身边的前辈同事被工作压力和政策限制“磨得没有了少年心气”，令她感到难过。但也因为经历了当下的束缚，她才意识到，自己想要的是不受拘束、自由自在的生活。
“现在每次出国旅行，虽然只是四五天，我都非常珍惜看世界的日子，”她说，“因为要很努力才能出国，我才知道自由是很珍贵的。”
注：顾雯、陈希雅、刘洋洋、王语佳、林小冉、张怡静、王安妮为化名。由于呈现受访者真实姓名等个人信息，有较大可能给受访者及《新新闻》双方带来安全风险，因此《新新闻》在报道中以化名处理各位受访者。《新新闻》已在合理的证明义务下确认其经历真实可信，并判定匿名不会对信息真实性产生实质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