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出头的李思运是在4月中一个平常的夜晚知道这件事的。她躺在床上，随手刷着朋友圈，一条消息滑到眼前：《京师学人》的公众号注销了。她退出，再点入，还是那行字：“该账号已自主注销，停止使用。”刷新，关掉，重开，什么都没变。
一个京师学人成员闲聊的群组突然热闹起来。更多人看到公众号注销的消息，留言伴着疑惑、愤怒和无奈不断传出。三年、五年、十五年、二十年前，京师学人的部员们将自己的学生媒体故事一个接一个投掷在朋友圈。
京师学人，不是早就没了吗？同时间另一个屏幕前，被信息刷屏的吴筱的第一反应是困惑。十年前她加入京师学人，曾在办公室熬夜写稿，和部员们聊选题、吃火锅，再后来成了主编。
《京师学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家学生媒体，创刊于2006年。前身是校报学生副刊。它试图“立足校园，放眼社会”：写校内快递员，也走进底层养老院；请学者戴锦华、诗人西川来校分享，也邀请《南方人物周刊》《人物》等媒体的从业者交流。它曾经的不少部员后来都进入媒体行业。不过，《京师学人》实际已有四年没有活跃。此前，经历了和校方持续谈话、编辑权被干预、办公室收回和组织架构重组。然而，2026年4月这个晚上，沉寂的《京师学人》又以另一种方式，彻底消失了。“我们已建起过墓碑，现在墓碑却又被砸了。”吴筱形容。
谁做出了注销的决定？为什么要注销一个早已死去的账号？发表过的稿子最后都去了哪里？为什么偏偏是现在？没有人给出答案。最后一位担任社交媒体管理员的学生，两年前毕业时就被解除了权限。
趁着微信平台的30天“注销冻结期”，成员们试过各种办法，试图说服校方撤回这次“自主注销”。但在与行政系统一番周旋之后，“京师学人”公众号没能回来。
“真理の门”
时间回到十年前，2016年。刚成为大一新生的吴筱站在位于邱季瑞体育馆南边的学五食堂主干道，此时，“百团大战”招新正酣。不知是出于刚刚挣脱高中的禁闭，还是北京9月的燥热未消，吴筱一口气报了七个社团。
这些社团并不都如她期待。例如校学生会新闻部的第一次例会上，当时，已通过三轮面试的吴筱坐在教室里，和其他新入选的成员们一起被留了份家庭作业：下次开会前需要熟记北师大校领导的名字和照片，当场抽查。还有一则规矩：任何时候见到学生会的学长学姐，无论校内外，都需要点头问好。当晚，吴筱就回宿舍写了一封退出信。
京师学人的氛围则完全不一样。寄给新候选人面试短信，除恭喜笔试通过，还在末尾写着：“雪人们（“雪人”是京师学人部员们对自己的自称。）在办公室等你哦！不用紧张！放心来！”这条消息，吴筱留了十年。
京师学人办公室位于北师大南部就业指导中心二层229，门牌数字右边是“真理の门”的手写笔迹。 第一次来的新成员，会被领着站在门口，从门旁挂在墙上奖牌后面的缝隙里，抠出一把藏在那里的钥匙。每个京师学人的成员来办公室，都可以随时从这里拿钥匙。
推开门，房间不大，“更像是一个人住的出租屋”。吴筱回忆。房间右边是一张圆桌，周围站着东一把、西一把的凳子。对面墙壁贴着通顶的书架，塞满《南方周末》《冰点》的特稿集、记者手记、柴静的《看见》、记者自传和影印的普利策作品。让吴筱震惊的是，桌子背后靠近阳台的角落还摆着一张单人床，微波炉、冰箱、饮水机也工整地收在附近。但没有空调。
“写稿如果需要熬夜，就可以在这过夜，饮水机的加热模式可以煮火锅。”编辑部的资深成员介绍。吴筱嘴巴张得大大的。“当我看到那个房间，我就知道，我会是属于这里的”。“火锅味”后来成了部员们的“雪人味”，重油重辣，甩不掉。
编辑部的会，总在晚上九点，晚自习散了之后。吴筱换上拖鞋出宿舍楼，跨过小南门，沿着环楼的小路往前走。无论春夏秋冬，这条路总是很黑。走两分钟，一栋灰墙的旧楼在夜色里浮出来。推门，上楼，敲门，脱下外套。黄色的吊顶灯亮着，部员们围坐在桌边，报选题、读稿子、传经验，也吃点零食，骂几句学校。 这间从2006年京师学人创办第一天就存在的办公室，一直是“雪人们”的总部。
京师学人汇杂着许多跟传播专业没什么关系的人。汉语言文学、历史、心理学，甚至理工科的学生都可以在这里大展拳脚。在这里，无论加入的时间，通通称彼此为“老板”。这样非正式的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吴筱眼里，社团中大家最常谈的是业务，“大家的共同目标是把东西写出来。” 不同部门之间的成员可以参加彼此的例会。特稿部分出的三个平行小组——新媒体部、摄影部、美工部——零零散散加起来，维持在六七十人左右。
吴筱通过了摄影部和特稿部的面试，作为一个理科生，她起初并不相信自己适合采写。她先在摄影部“图说”栏目当摄影师，偶尔做些采写练习，后来慢慢转到了特稿部。她是幸运的，彼时，京师学人给新记者的网盘“大礼包”里，装着一届届前部员留下的资源：从怎么定选题、查资料、搭提纲，到怎么约访、写稿、改稿，事无巨细。直到今天，这些当年学到的东西，已成为职业记者的吴筱还会一样样传给自己的实习生。
新记者的第一次例会，总是从读李海鹏的《举重冠军之死》开始。类似的“业务学习”贯穿每学期的例会：新人要在一周内挑出市场媒体上传播最广的特稿，拆解它的采访和写作，有时也把经典旧稿翻出来重读。一本《故事技巧》要读上半年，还会布置“开头的十种写法”这样的作业。“那种业务交流的环境，现在市场媒体上反而少了。”吴筱说。
每个新记者的第一篇，都写同一个题目——学校占座。
《师大占座录》是京师学人在2016年10月16日发布的一则特稿， 写的是学生用各种物品占座位的现象。这是“立足学校”的标准题，每年的新记者们都要反复书写。“一个人要写两三轮。”吴筱把它比作一间手工作坊：“就像是意大利时尚品牌早期的手工作坊，大家在严厉的编辑手下打磨精品。”
吴筱也写过这个题目：“当时一大群人一起写，还配了两个编辑。”
为了写这个题，她跟其他记者一起，早早的就在当时明星教师孟琢的教室里坐着，观察来占座的同学。她攒下不少素材，占座得“跟北影节抢票一样”“还有的人用卷纸占座，引发一堆争议。”几个新记者熬夜写完，凌晨五点发给编辑。结果，两个编辑把稿子从头重写了一遍，她们的原稿，一个字都没用上。
除了熬夜写稿，一起出校门、到现场去采访，是同样重要的实践。吴筱记得一次体验式采访，一行人心血来潮，想去潘家园鬼市看看。下了晚课，大家揉着眼睛趁夜往地铁走，一路倒了几趟地铁赶去潘家园。“在地铁上，我们搭着彼此的手都睡着了。”到潘家园时，离三点开市还有个把小时，几个人索性就近开了间宾馆，五六个人横七竖八挤在一张小床上，互相打气：睡二十分钟就起。
翘课出去采访也是常事。吴筱翘过晚6的编程课，和另一个部员到南六环去出远门采风。年轻的学生记者们不知疲倦，只觉得“好玩”。“这是一个很适合逃离的年龄，大家可能比较叛逆，或者想要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感觉。”吴筱说，在京师学人当记者，给了这群人一个窗口去关心社会，“而不是固守在课堂的一亩三分地。” 对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人来说，那是一种“自己正在做对的事”的感觉。
也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有人扛不住这份严苛，或是出于学业的综合考虑，慢慢淡出了。吴筱后来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在京师学人，退出是需要解释的，留下来却不用。
“立足校园”磨的是手艺，“放眼社会”则是另一回事。
京师学人的报道曾暂缓了学校二手书店被清退，推动增加原本缺少的 AED 设备（注：AED 是 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的缩写，指自动体外除颤器），也曾普及校园内的性教育，他们证明过，一个学生媒体也可以有自己的重量。
然而，改变也同时悄然发生。2016年1月，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印发《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加强对社团运营网站、新媒体平台、印发刊物的管理和指导。此后《新时代团的组织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2）》和《高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了管理框架。
据一位前成员后来撰文回忆，2017年11月，编辑部因某篇报道被约谈，上缴了文章审核权。不过，吴筱对此毫无印象。那年她大二，还只是一个聚焦在具体稿件的学生编辑。
拆迁：“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与吴筱不同，在2016年后，京师学人的编辑部开始逐渐感受到行政系统的压力。“它弥散地发生在京师学人的编辑部里。” 时任主编林伟回忆。
例如，林伟本人就接到过党委宣传部老师刘孝贞的电话，是关于一篇性教育稿子的。作为主编的他选择了抗议：“这篇文章用的都是专家认可的，小学二年级可以使用的专业词汇，一篇大学生媒体的文章不能用？”
“当然不能！”
林伟熬着大夜在办公室改了一晚上，磨合了几稿，还是通过不了。
“那性教育这个词总不能不出现吧？”
“当然不能！”
这篇讲“性教育”的稿子，最后只出现在杂志上。
现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林伟觉得“其实刘孝贞也确实说不清楚标准，她也只是打工的。” 但稿子就是慢慢发不出来，也写不出来了。
2020年，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审议通过《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其中规定：“社团日常活动须经学生社团集体决策、指导教师同意并报业务指导单位批准后方可开展。”同时，“涉及校外人员参与的活动和在校外组织举办的活动，均定义为重大活动，须经学生社长、指导教师和业务指导单位相关负责人集体决议，并报业务指导单位党组织或领导班子核准后组织开展。”
2021年6月，用了十五年的229办公室被收回，这间从京师学人创办第一天就存在的总部，在经过部员数轮抗议后，以失败告终。唯一与上级达成的协议是，京师学人的公众号不能动。而就在2021年5月，京师学人公众号刚刚庆祝了它的八周年生日。6月10日，京师学人倒闭展在办公室229， 22:29分开幕。
参加了倒闭展的吴筱回忆，那天像是一场派对，新老雪人都受邀参加。已经毕业的她也在下班后回到北师大。
办公室床垫的凉席直愣愣的摆在过道里，红字京师学人logo的旁边是黑笔记写的“‘京师学人拆迁展’。七八点钟的办公室门口已经站满了人。房间里迪斯科的灯球闪烁的霓虹照在大家的脸上，就像是一个地下酒吧。”
吴筱好不容易挤进办公室，房间目之所及的墙壁上，写满了笔记。“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的笔迹上，挂着京师学人2016年度学校十佳学校内刊的奖状；大大的用毛笔写的“操你妈”的“妈”字被划了一个叉，改成了“爹”；《亚细亚的孤儿》的歌词大剌剌地站在右边的角落里，还有“新闻自由”“危险的是你冷漠的心啊”“没有我的空间”等涂鸦。角落里，京师学人的吉祥物服装汤姆猫的头被丢弃在一堆纸盒附近，旁边躺着的是京师学人第三十三期《汉服复兴：同袍亦殊途》的杂志封面。
办公室里站满了多年没聚的部员们，蓝牙音箱里放着《你给的爱》，阳台边上冒着烟的气味，桌面上是火锅底料和盒装的食物，地上散落着十几年来京师学人的杂志。大家跳舞、唱歌、聊天、涂鸦。
吴筱从地上捡起一本杂志和部门的合影，不同的纸本被你一本我一本分配着。吴筱在墙上签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夜，好多人都喝醉了。
不过，林伟对这一切都不太感兴趣，他对隔壁宿舍里那些敲墙大喊“安静”的校友们感到惭愧。
这是这间办公室的最后一次狂欢。
随后，9月的招新介绍贴里写着：“办公室地址：暂无，打游击中”。
“远方吹来自由的风”
失去办公室后，新部员们在报亭、教室、停车场、随机的地板上游击式开会。2021年，李思运成为北师大新生，随后加入京师学人。和六年前的吴筱一样，她是因为喜欢写作来的。
不同于吴筱时期的九点半，李思运这届部员的例会改在了七八点后开。京师学人的传统一样没有落下：招新、面试、开例会。第一次例会照旧读《举重冠军之死》，从怎么找选题、找采访对象，到怎么写约访信、做采访提纲。培训跟之前几年相差无几。可是，在京师学人待满一年，李思运从未主笔过一篇稿件。
奇怪的是，她并没有因此离开。留住她的不是写作，是例会本身。每周活跃来开会的人不过六七个，选题聊了又聊，稿子却出不来，但大家还是每周聚在一起。一次偶然场合，李思运与同行人聊起各自的女性主义启蒙。“周围人的启蒙好像都是来自艾玛・沃森的演讲，然后我说，我好像是从京师学人学到的这个观点。”
社会上持续发酵的思潮自然地流经这个编辑部，用李思运的话说，“了解新知就跟学会抽烟喝酒一样容易”。李思运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京师学人对她来说，与其说是一个做新闻的地方，不如说是一个讨论和思考的空间。只是与此同时，京师学人还保有编辑部的全部仪式，却发不出稿，只剩下社团的实质。
问及出不了稿的原因，李思运表示除了“能力不足”外，现实因素也影响着这群学生记者：COVID-19 疫情封控后期，特稿部的部员们曾想做一个“疫情次生灾害”的题目，主要关注被封控的儿童群体长期被迫居家所带来的影响。所有人都一致通过这是一个有潜力挖掘的选题。可是，采访对象从哪里来？校门怎么出去？怎么到达采访现场？电话采访谁有经验？还有最重要的——这个题学校那边过得了吗？
没有人回答得了这些问题。随后的例会里，慢慢没有人再提起这个题目。
在编辑部待了四年的林伟，对这种沉默有更冷酷的解释：“学生过去发东西根本不太需要审核，但就我在社团里的四年看，审核力度日益加强。对学校而言，保留它只是在增加审核工作；对学生而言，基本上啥有用的内容也发不出去。你越认真、越准确、越有批判力，被毙的可能性就越大。那谁也没有动力去写。”
李思运记得，2022年，在她还是大一的时候，看上一届主编出的稿子，会惊叹怎么能做出这么好的题，但到自己这一届，似乎很难提出什么选题了。她认为“就是一种氛围。”吃饭没办法堂食，每天要做核酸，行动的自由被限制。李思运甚至想不起来那段时间，他们当时是怎么开例会的。
如果说疫情的特殊情况是京师学人记者部的例外状态，那么真正的变化发生在疫情之后。
李思运后来当上部长，开始带新生。她记得自己大一新生时的样子，好奇心还在，对世界还有问题，是一种“很干净的状态”。但坐在对面的新一届学生不太一样。“大家的生活压力感觉大了很多。” 成员们更在乎实际的生存层面，拿到高绩点重要，社团能加分重要，时间利用效益最大化重要。李思运形容这些新生“紧绷绷的”“大家没有那么有活力了”。
这还不包括学校的审核方面。即使已经对这套官僚体系有了认识，所有部员也都将自我审查熟稔于心，但“无语”的事情，还是层出不穷。
比如校方因为北京在开会，讨论 ADHD 的话题会“不符合氛围”。“生老病死不符合氛围吗？”李思运直到现在还十分气愤。又或者是疫情后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学校周围一些文娱活动的分享，文章开头导语写到“远方吹来自由的风”，“自由”两个字又必须要删掉。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22年，京师学人公众号总发文23篇，而2018年，则发了153篇。
2023年，京师学人改组，被融媒体中心接管，与电视台、微博合并在一起。吊诡的是，当时的融媒体中心还只停留在草图阶段，找不到负责人，也没有正式批文。京师学人从此以后规定只能做学校内部的选题。“你们不是叫京师学人吗？有京师才有人。” 刘孝贞这样回应当时的京师学人部员。
李思运认为，这就是倒闭了。
保卫停更的账号
三年的沉默后，坏消息以最彻底的方式到来。2026年，这个保存了超过1600篇文章、历经二十年、从纸媒转向数字媒介的校园媒体，失去了它的档案主体。京师学人公众号“自主注销”的消息传开了。
“要想办法把账号留下来，肯定不能让它就这样被注销。”这是京师学人曾经的部员们在外卖红包群里讨论的共识，这一次大家要保卫的，是一个已经死去的账号。账号被自主注销的精确日期已经无从得知，“没人会定期点开一个已经死了的账号。”
一位“老板”通过 Ta 旧版本微信界面倒推出，自主注销应该发生在4月10日。
在吴筱失眠反复点开京师学人账号、搜索有关的所有公众号文章时，李思运在小红书有了一个发现——公众号自主注销存在“冷冻期”规则，一般账号可以在7天内撤销注销操作，而像京师学人这样有2.5万关注体量的账号，冷冻期更长，有三十天。
“大家觉得还有戏，可以再做点什么。”李思运当时抱持着一丝乐观。
但基于行动的共识不是一天达成的。主张把事情闹大、写联名信、找记者写稿把学校名声搞臭的激进派，与主张低调处理、了解学校注销动机后再对症下药的温和派，进行了持续的辩论。李思运形容有点像“我的孩子被人绑架了，孩子在绑匪手上，我得小心翼翼地，要不然他就要撕票了。”“如果学校觉得是因为内容，我们还可以调整；是因为主体挂在北师大，我们可以迁移。”最终温和派说服了激进派。这种克制并非认命，用李思运的话说，“大家都还是挺血气方刚的，没有人担心闹大对自己有什么伤害。当时所有的想法就一个：怎么把这个账号弄回来。”
一个微信行动群就此诞生，群里有跨越各届学人的部员约20人。有人在咨询律师，有人在研究账号如何迁移，有人在试图跟刘孝贞联系。
在一轮轮的试探里，校内同学开始走投诉平台，希望以“找工作需要过往文章做作品集”为说辞，说服校方在冷冻期内撤销“自主注销”。还有人以“保存校友文化”为由，给主管校友会的副校长写邮件。李思运甚至通过一位做记者的前部员，拿到了这位副校长的私人电话，发短信到对方手机求情。也有人去联系刘孝贞。
最后得到的回复高度统一：如果要文章，可以发邮件申请获得单篇的PDF，学校在注销前已经把所有文章都做了网页导出的存档。但不会生成公开可查阅的档案，因为“京师的内容不适合放到官方网站”。
另外，账号是不可能恢复了。
为什么现在要注销一个已经死了的账号？“这是内部文件，不能分享。”刘孝贞回复。
与此同时，自主注销被发现当天，不少“老板们”写的怀念京师学人公众号文章都因为各种原因被删除了，有一篇甚至在20分钟之内就被删掉，作者改成“非常温和的版本”才得以发出来。小红书的发帖也在随后几天被封。李思运认为“这是北师大公关发力了。”
冷冻期的沙漏流尽了时间，“京师学人”微信账号的注销，成为定局。
其实早在行动开始的第一夜，在群里聊完后，吴筱的愤怒就没有停止过。她又继续跟前成员私聊到凌晨三点。躺上床后，她对朋友说：“我早就知道他们要抹去我们的未来，但我没有想到他们还要抹去我们的过去。”
吴筱是现在市场媒体的记者，她清楚地知道近年新闻环境萎缩。“大环境变差，新闻不行了”这一套叙事她抵抗过、和解过、接受过、习惯过，情绪从愤怒到平静到麻木。如果现在她所在的媒体也突然有一天招不到人，被禁止更新，最后也被自主注销了，那她现在熬夜写稿是为了什么呢？她曾经以为自己已经和这套现实谈妥了。
可是那一夜，那些辛苦谈妥的东西失效了。“我曾经说的话，在那晚都安慰不了我自己了。”
在朋友的鼓励下，她打开备忘录，一字一字地把当时的感受写了下来。“也许有一天，这些感受还可以再说出来。”另一些字她发在朋友圈，那是给特定的人看的：“我就是想让那些党委学生会的老师看到，我就是在骂人。”
而在京师学人公众号页面上，始终只有那行灰色小字：该账号已自主注销，停止使用。
噩梦循环
李思运形容京师学人自主注销更多是象征意义的事情。她早在重组时就宣判了京师学人的死亡，那个时候感觉是被捅了一刀。现在账号被销毁，更像是被人吐了一把口水。这些年下来，李思运早就见怪不怪了。“学校能干出这种事情一方面很震惊，但好像确实又是学校能干出来的事情。”
可是，即使预见了，被剥夺的感觉仍然存在，无法被习惯。“习惯本身是没有办法被习惯的。”
这跟李思运在京师学人的经验有关。没有办公室，没有编辑权，没有团队解散通知，就像是疫情期间要做核酸、要被隔离、要强制留在学校一样。像李思运这样的学生记者，没看见过媒体的黄金时代，她能看到的，只是剩下的零星痕迹。被剥夺本身是唯一剩下的东西。
李思运愤怒，得知公众号被自主注销的第二天，她穿着“京师学人”的文化衫在研究生学校里逢人就讲京师学人的事情。“我就是要到处说。”
一场好的哀悼本该有一个仪式，就像办公室被收回，还能办一场闭幕展。可是公众号被注销，连办葬礼的地方都没有。
校园媒体是社会媒体环境的映照，没能在京师学人大展拳脚的李思运，后来实习的媒体入职半年就在大规模裁员，不过，她还想尝试做记者。
“已经死掉的东西，还可以再死一次？”
这是仍在做记者的吴筱的疑问，也是她的恐惧。她曾经找不到语言形容这种“以为它已经结束，但发现还没有结束”的感受。最近，在一次密室逃脱游戏里，她重新理解了京师学人的再次死亡。
那是一个噩梦循环主题的密室，吴筱进入一个精神病人的梦境里。梦境里全是与这个病人有关的重复的噩梦，她和队员的目的是逃出这个噩梦。在逃跑时，ta 们得反复坐同一个电梯，不断确认这到底是梦还是现实。
当吴筱一行人经过不断地解密，在不同楼层之间穿梭，他们回到了一楼。
“恭喜你们通关了，我们一起拍个合影吧。” 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对吴筱说。密室的房间被照亮，每人被发了一颗大白兔奶糖。工作人员提议大家再回到第二层拍照打卡关键的场景。当他们回到二楼，灯光又重新变暗，“一个鬼冲出来追我们。”
一开始吴筱以为这就是一段表演，但当声光电越来越逼真，回头看工作人员已经不见了，一行人才意识到，原来 ta 们又回到了噩梦。吴筱继续逃跑，试图解密，回到一楼。
等他们回到终点，开头精神病人的絮语弥漫在房间里，新的剧情被触发，吴筱还是没有逃出去：“鬼又跑来追我们，我们又跑上了楼。”
对于吴筱来说，这种诡异的恐惧和认知失调让她想起京师学人的命运，也联想到整个媒体行业，这是一场不断发生的噩梦，噩梦没有终点。
吴筱不想活在噩梦里，她只想逃出这个噩梦。
注：因隐私及安全因素，受访者及提及校内人士，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