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顾好自己和孩子，不要做不聪明的事。”在2026年3月初的一通电话里，身在新疆的哈萨克族作家杰恩斯・热斯汉这样嘱托他的儿子纳尔泰・杰恩斯。纳尔泰当时已经离开中国、正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在纳尔泰听来，父亲当时“就像在交代后事”，他们因此爆发了争吵，他责怪父亲为何要说不吉利的话，但这成了这对父子间至今最后的交流。其后不久的3月19日，杰恩斯于家中在妻子面前被带走，纳尔泰再也没有收到任何来自父亲的消息。
杰恩斯・热斯汉是一名知名哈萨克族作家和演员，他的作品以幽默讽刺风格著称，被誉为哈萨克族的“幽默文学代表”。
纳尔泰告诉低音，从去年12月28日到今年3月19日被带走之前，杰恩斯被新疆当地警察以“调查、问询”的理由多次扣押并审讯，扣押时间从一两天到一周不等。
和新疆大量被带走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一样，杰恩斯的家人没有收到警方提供的任何纸质文件，也不知道杰恩斯被指控的罪名。警方告诉杰恩斯的妻子，她的丈夫的罪名属于“国家机密”，并口头告知她称杰恩斯有“极端主义思想”。据纳尔泰转述杰恩斯的律师称，被拘捕后，警方另指杰恩斯“破坏民族团结”。
4月15日，杰恩斯的女儿从哈萨克斯坦回到中国寻找父亲。她向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公安局询问杰恩斯的下落，当地公安局拒绝给出任何回复和有关情况的通知。
“向被拘留者家属出具书面拘留和逮捕通知，是当局应履行的基本法律义务。仅以口头方式告知家属存在程序违法之嫌，也未能确保被关押者的公平审判权得到应有保障。此类情况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人权捍卫者网络研究员Shane Yi接受低音采访时说道。
据挪威非盈利组织维吾尔援助（Uyghur Hjelp）报道，杰恩斯已经拒绝了警方要求他签署承认其有“极端思想”的认罪书。“我没有极端思想。如果你们让我签这些东西，我不会签。与其让我签认罪书，不如直接杀了我。”杰恩斯的律师转述了他对警察说的话。8月中旬前，杰恩斯的妻子获知原定为8月17日的开庭时间已延期，且案件管辖权已由杰恩斯所在的巴里坤县的法院转移至哈密地区法院。
温和的杰恩斯
在纳尔泰的记忆中，父亲也是非常温和的人。他记得父亲曾这样对他说：“哈萨克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即使家里来了一条毒蛇，我们也会在它的头上滴牛奶把它送走。”
在纳尔泰小学入学的第一天，他被父亲从哈萨克语学校带到了离家更远的汉语学校就读 ，因为杰恩斯认为掌握汉语对儿子的未来而言十分重要。“他认为学习一个国家的通用语言能让我的未来发展更广阔，同时他还告诉我汉语也是联合国通用语言之一。”纳尔泰回忆说。
杰恩斯曾在纳尔泰小时候讲给他哈萨克民族的历史，告诉他哈萨克人是一个跨境民族，因为历史原因，很大一部分哈萨克人留在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哈萨克斯坦之外的多个国家。杰恩斯还对他讲到哈萨克人是一个被战火摧残的民族——在前苏联的统治下有五百万哈萨克人死于饥荒1，又因为俄罗斯的核试验2，到现在都有许多畸形儿童出生；而生活在中国的哈萨克人“是过去几百年以来生活的最平静的一些哈萨克人”。据统计，约有一百五十多万哈萨克人居住在中国的西北部，主要从事畜牧业。
纳尔泰不认可父亲有“极端思想”，他相信父亲的被捕是因为“新疆地方当局因为某些人的私心作祟”、有些人“看不起且嫉妒我父亲在文学领域和民间的影响力”。他在递交给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的一封信中写道，杰恩斯“一生都在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并“服务在新疆的稳定和民族事业的发展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友谊事业当中”。
中国官方媒体、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文艺报》曾在一篇文章中赞誉杰恩斯是“民间文学延伸拓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家之一，“现场即兴表演和讲述的幽默故事和笑话妙语连珠，”并将他的成功归功于当局对“民间文化后起之秀的精心培育”。
自从事文学创作以来，杰恩斯已经出版了11本书，尽管在中国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出版图书受到诸多限制。杰恩斯还获得了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骏马文学奖、天山文艺奖等知名文学奖项。此外，他的长篇小说《托木帕克成长记》三部曲曾于2013年被翻译成汉语。
但自2016年起，杰恩斯就再没有出版过一本书了。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的研究称，中国政府自2017年起对新疆少数民族实施了广泛而系统的人权侵犯，而对民族语言出版的限制也进一步加剧，已出版的哈萨克文书籍也遭到数次大规模收缴。尽管无法继续出版，杰恩斯仍没有停止写作——十年来，他又创作了另外两部小说。
对生活幽默讽刺的民族作家
1968年，杰恩斯出生于巴里坤县的萨尔乔克乡，巴里坤县是一个位于新疆哈密地区的哈萨克族自治县，当地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哈萨克族牧民。杰恩斯的父亲一家也是牧民，居住在牧区的农村。杰恩斯有10个兄弟姐妹，他在其中排行老大。尽管出生时家庭十分贫穷，但杰恩斯在功课上很勤奋，是十个孩子中唯一考上大学的一人。
1990年7月，杰恩斯从新疆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先后在家乡的两所中学担任政治教师和政教处主任。业余时间里，杰恩斯热爱读书。在纳尔泰的印象里，他的家中书架上摆满了书。“父亲曾对我说，当一个人读了一百本书以后，第一百零一本书就是他自己的。”纳尔泰说。
此外，纳尔泰还记得大概在五六岁的时候，杰恩斯总是在家里用那种很老的打字机和油墨纸噼里啪啦地打字。那是一台使用哈萨克阿拉伯文字（又称老哈萨克文）的打字机，只有居住在中国的哈萨克人仍旧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哈萨克文字。
在陆续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后，杰恩斯逐渐在哈萨克文学圈子里小有名气，2006年8月，杰恩斯开始到《哈密文学》杂志社当编辑，后又在巴里坤县文化馆做过研究员。“可以说他在新疆的哈萨克人里面是最有名的作家之一，尤其是在年轻人中。”纳尔泰说道，“因为他写的很多作品里，都是把现实里面的一些闹心事用幽默讽刺的形式表达出来，一些年轻人看了，就会有共鸣。”
陈昊蓝（化名）是杰恩斯的汉族读者，他评价称杰恩斯的讽刺文学幽默色彩很浓，且在讽刺的对象上“大胆敢言”，“展现了玫瑰镜片之外的哈萨克族生活”。
在短篇小说《小偷的烦恼》中，杰恩斯直言不讳地写道“小偷中最可怜的是少数民族的小偷”，并假借小偷之口讽刺了多种社会现象，例如在打击分裂分子的名义下街上到处都是警察、最积极喊出政治口号的人却是在为自己谋取私利等等，并批判了国家偷窃哈萨克族的土地、牧场与矿藏。“再这样下去我们（小偷）就会罢工，你们以后就不会再看到我们，如果你们有能耐，就去对付那些偷盗山川河流的小偷吧！”杰恩斯写道。
而在另一篇短篇小说《晚宴》中，杰恩斯详细按照官员的职级不同，描绘出不同情态的贪婪与谄媚。江南大学文学教授张春梅曾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写道，“（杰恩斯作品的）这份好源于杰恩斯的幽默感和对世俗人生的敏锐把握，他用一点点夸张便把底层的官场浮世绘展现出来，捧腹大笑之余却又觉啼笑皆非。”
而在他的儿童文学作品《托姆帕克成长记》中，主角在成长求学过程中不仅努力学好汉语、阅读西方文学，还想尽一切办法从穆卡哈里・马哈塔耶夫、穆合塔尔・阿乌埃佐夫等作家的哈萨克语作品和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与老师一起进行哈萨克语作品的创作。
“（杰恩斯的作品）中有非常丰富的哈萨克族民间俚语、笑话等内容，展现了他对本民族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的珍视。”陈昊蓝说道。
“极端主义”的指控
陈昊蓝在得知杰恩斯被捕并被指为有“极端主义”思想后感到非常吃惊。他告诉低音说，杰恩斯的作品“几乎不涉及任何关于宗教的内容”，而他在呼吁保护本民族文化和权益的同时“没有针对其他民族的攻击，远远称不上‘极端主义’”。
“中国政府将一切与汉族视角不同的叙事和表达视作对‘民族团结’的威胁，是一种民族霸权和伤害言论自由的体现。”陈昊蓝说道。
“以极端思想和破坏民族团结这类界定模糊、弹性较大的罪名提起指控，与当局针对少数民族的一贯做法相符。”Shane Yi说道，“杰恩斯・热斯汉因行使言论表达权而被剥夺人身自由，目前公开资料中未见任何证据显示对他的拘留于法有据，其公正审判权也遭到侵犯，这些情况已符合联合国人权专家对‘任意拘留’的界定。”
Shane Yi还指出，中国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被判处的平均刑期约为15年，超过全国平均刑期的两倍。“这一背景下，当局对杰恩斯・热斯汉的指控，很可能与他的哈萨克族身份有关。”她说道。
纳尔泰说，自2016年以来，在哈萨克斯坦，在他身边很多哈萨克人都和在新疆的亲人失去了联系。杰恩斯的护照也已于2016年被当局收缴。纳尔泰表示，十年来，杰恩斯一直处在被当地警方的严密监视下，只要离开哈密地区，就会被警察及政府人员电话骚扰。
据英国卫报2018年的一份报道，致力于关注中国哈萨克族人权状况的哈萨克斯坦非正式人权组织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每天都会收到20至30份来自亲属在中国被拘留、逮捕或边控的人的求助。
“许多人都选择保持沉默，但我不想让父亲也无声无息的消失。”纳尔泰说道。他还表示，在接受几家媒体采访后，他已经在哈萨克斯坦丢了三份工作，而每次到一个新的公司，那里就会收到不明身份的人的电话恐吓，污蔑称他从事政治活动或是欠债未还。
纳尔泰的绝望寻亲
纳尔泰是归化哈萨克斯坦公民，已经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十年了。十年前的2016年，19岁的纳尔泰在位于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的老家完成中学学业后，前往俄罗斯留学，在喀山大学学习英文。
同一年，伴随着陈全国就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在新疆发起了一场针对维吾尔族等突厥裔少数民族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据联合国人权专家称，自2017年以来，在新疆可能有超过一百万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被关押在名为“教培中心”的再教育营中。
突厥人是一只广泛分布在从土耳其至俄罗斯东部的欧亚大陆上的族群，使用突厥语系语言，因此也被称为“突厥语民族”。在中国，包括哈萨克族在内，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都归属于突厥人。
那时正在俄罗斯读书的纳尔泰从当地新闻上了解到新疆的政治氛围开始发生变化。伴随着一件又一件糟糕的事情发生，他改变了毕业后回到中国的打算，在本科二年级时转学到了哈萨克斯坦的一所大学，从此在哈萨克斯坦定居。“因为我是哈萨克人，对于我来说，哈萨克斯坦的语言和文化和我的是相似的，而且我当时感觉在中国上大学压力会很大。”纳尔泰说，“我的父亲总是很支持我的想法，支持我的个人选择。”
纳尔泰离开中国的日子是2017年5月15日，那时正是新疆发生的镇压行动达到高潮的前夕。“我比较幸运能在那时离开中国，因为在我到哈萨克斯坦不久后，新疆局势就开始发生变化。”纳尔泰说道。就在他前往哈萨克斯坦一周后，警察上门到他的家里尝试没收他的护照，并向他的父母调查他的下落。
纳尔泰开始发现他和家人的通话变得异常困难。有一年多的时间，父母、在新疆的所有亲戚、朋友甚至删除了他的微信好友。他想打电话给他们，但又害怕给他们带来麻烦。“没有人会在新疆拨打或接听境外电话。”纳尔泰说。他说他那时开始变得绝望，而这种绝望如今已经变成了常态。
一年多以后，纳尔泰的父母重新添加了他的微信，但没有任何言语向他提起关于失联期间的情况。“他们只是说他们一切都好，让我不要担心。”纳尔泰说。
再见到父亲是2023年，那年纳尔泰曾带着孩子短暂返回中国探望父母。纳尔泰说，杰恩斯很喜欢孙子——纳尔泰的儿子出生于哈萨克斯坦，这是他第一次带7岁的儿子回中国。同时，他感到父亲变得害怕和他说话，就好像家里的每个地方都有监视器一样。
但纳尔泰没想到他会无法再次见到父亲。那时，伴随着新疆针对少数民族的镇压行动的高潮的结束，他心想，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或许会变好，生活也会逐渐好起来。2019年12月9日，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称所有“教培中心”学员已全部“结业”。但据人权观察于202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除被法外监禁在再教育营的受害者之外，中国政府还在2017年起的镇压行动中共监禁了50万人，该组织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表示，正式起诉的目的是掩人耳目，以避开法外政治教育营大规模拘押所引起的国际关注。
（应受访者要求，陈昊蓝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