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10月17号最好不要去游行现场，会很危险。”
上周二，在讨论最近法国发生的抗议时，我的法国好友这样提醒我。好友最近一直很忙。尽管白天还要上班，她有时早上六点就会起床，去当地的高中门口帮忙分发食物、应急物资和自保手册。她脸上总带着一种担忧。她不太看好法国近来的政治局势：极右翼势力的影响力持续扩大，移民政策不断收紧，教育资源和公共服务也成为越来越激烈的政治争议。她担心的已经不只是某一天的游行会发生什么，而是法国正在走向哪里。
警方暴力也成为这场运动越来越无法绕开的议题。关于警察执法的争议同样在不断扩大。媒体报道了学生在抗议中受伤的案例，也报道了警方检查、没收学生标语等引发质疑的事件。
我的另一个朋友还跟我讲起了她的一位同学。这个年轻人今年22岁。按照她的说法，他在10月3日被捕，预计于12月9日释放。他此前在2024年巴黎国际农业展上针对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言论被视为重要证据，那次农业展上，他当面对马克龙说：« L’éborgneur, n’oublie jamais que nous sommes dans le pay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e pays qui fait tomber les têtes des monarques ! »大意是：“那个让人失去一只眼睛的人，永远不要忘记，我们身处法国大革命的土地，这片土地曾让君主身首异处！”
在申请法国居留时，我签过一份文件《尊重共和国原则承诺书》（法文全称：Contrat d’engagement à respecter les principes de la République）是承诺尊重法国共和国的原则，其中包括言论自由。
当时，我把签字当作申请流程的一部分。我需要阅读文件、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继续办理手续。它是这个国家要求我承诺尊重的价值，也是我想要留在这里之前必须确认的一部分。后来，好友跟我讲起警方拿走学生标语的事情，我又想起了那份文件。
我觉得有些讽刺。我来到法国之前，需要向这个国家承诺尊重言论自由。而现在，我听到的却是，学生举着标语走上街头时，连手里的纸板也可能成为警方检查和没收的对象。
在社交媒体上，我看到的许多画面都充满了暴力和混乱：警察、烟雾、奔跑的人群、燃烧的物品。画面反复出现，仿佛整座巴黎都陷入了失控。
我想知道，屏幕里的巴黎和我实际生活的巴黎究竟有多大差别。
我有些好奇，也有些紧张和害怕。
10月17日下午，我还是出门了，准备去抗议现场看看。
从学生抗议，到10月17日
最近一个多月，法国已经陆续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游行和抗议。最开始，这还是一场以高中生为主要参与者的运动：TA们抗议教育经费缩减、教师短缺、学校设施老化以及越来越拥挤的课堂。最早的行动主要发生在校园内部——教师罢工、学生封锁学校、在校门口集会。
到了9月底，事情开始发生变化。
9月28日，全国大约有180所高中受到动员影响。当天，法国内政部长宣布已有164人被捕，并将部分事件描述为“城市暴力”。与此同时，警方在巴黎郊区圣旺－洛莫讷（Saint-Ouen-l’Aumône）的一所职业高中附近与学生发生冲突。一名14岁的高中生在封锁学校的过程中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随后一名警察使用“Cougar”榴弹发射器近距离向他开火，弹体击中他的下颌，造成严重的牙齿和口腔损伤。事件的视频很快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法国国家警察监察机构IGPN随后展开调查。
从这里开始，这场运动似乎不再只是“学生要求更多教育经费”这么简单。警察与学生之间的冲突不断出现，警方介入的规模扩大，学生受伤和被捕的消息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原本由高中生发起的运动。
10月6日，运动进入所谓的“第三阶段”。
这一天，法国各地出现大规模游行。根据法国内政部的数据，全国约有26.6万人参加，学生组织则给出了45万人的数字；巴黎分别为5.6万人和10万人。当天约891所高中出现全部或部分课程暂停，约40%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受到封锁、关闭或其他形式的干扰。
参加者身份开始越来越复杂。
学生不再是唯一走上街头的人。教师、教育工会、家长、大学生以及一些左翼政治人物开始加入。与此同时，一些过去很少出现在这类街头动员中的学校，也开始参与其中。
巴黎的亨利四世中学和路易大帝中学等传统精英高中出现了声援行动。10月9日，成立于1882年的École du Louvre更是第一次遭到学生封锁。媒体将其描述为这所著名学校历史上的首次类似行动。
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些学校与最早开始封锁学校的巴黎郊区高中，并不是同一种学校，也不拥有相同的社会资源。它们的学生也未必面对同样的问题。但到了这个阶段，TA们开始站在了同一条街上。
10月8日，运动继续扩大。全国各地再次出现大规模集会，学生和大学组织开始更加明确地要求政府回应教育资源、教师短缺和学校条件等问题。10月13日，运动进入第五阶段：根据法国内政部的数据，全国有16.15万人参加抗议，而学生组织给出的数字为48万人。当天政府统计有214所高中关闭；学生组织则称，约90%的大学受到封锁或关闭影响。与此同时，已经有超过200名高中生受伤，IGPN针对警察执法开启了36项调查。
到这里，我开始觉得，这已经很难被简单称为一场“高中生抗议”。它仍然以学生运动为核心，但它正在吸收越来越多不同的人。
而10月17日，则成为这场运动试图进一步扩大社会联盟的一天。早在9月，一名TikTok内容创作者就发起了号召，号召大家10月17日抗议生活成本和燃油价格上涨。这个号召后来逐渐与高中生、大学生以及其它社会运动汇合。到了10月中旬，法国媒体已经开始使用“年轻人与黄马甲汇流”（convergence jeunes et jaunes）这样的说法。除了学生和教师之外，农民组织、VTC司机工会、Solidaires以及CGT等不同团体也宣布参与。
所以，对我的法国好友来说，10月17日格外重要。这一天像是一个测试，测试几周前从高中校门口开始的运动，究竟能不能走出校园，与法国社会中其它积累已久的不满汇合。
下午两点，抵达共和国广场
10月17日凌晨，我身边的朋友们就开始在 Instagram 上转发交通提醒：当天早上八点起，许多地铁线路将受到影响。直到出门前，我都不确定自己能不能顺利到达现场。
下午两点，我从家里出发。家附近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一片祥和。我住在巴黎一个很安全的街区。
直到进入地铁站，我才发现这里比平时拥挤得多。拿着标语牌的年轻人和普通乘客挤在同一节车厢里，偶尔有人喊起口号，其余时间，车厢里却安静得有些诡异。
我也是去参加游行的，却没有主动加入TA们的交谈或口号。我只是扶着扶手，偶尔不经意地瞄一眼旁边的标语牌。明明目的地相同，我和这些年轻人之间却好像隔着一段说不清的距离。我不知道TA们怎么看待这场抗议，也不知道TA们是否注意到了我。那种尴尬或许更多来自我自己：我究竟是以什么身份站在这里？是一个来参加游行的人，一个旁观者，还是一个试图理解这一切的外来者？
地铁仍然按照平常的路线行驶，车厢里的人却暂时共享着一个不太寻常的时刻。有人准备去抗议，有人只是想抵达自己的目的地，还有人或许并不认同身边人的政治诉求。我们被挤在一起，却没有因此变得亲近。
直到抵达奥贝坎普（Oberkampf）一带，继续走向共和国广场，我才感觉自己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口号、音乐、人群和街道上的各种动静逐渐取代了地铁里的沉默。刚才还只是被我偷偷打量的标语，此刻成为了街头景象的一部分。我也不再只是一个站在扶手旁、观察别人举牌的人，而是开始身处这场集体行动之中。
从 Oberkampf 站出来后，我先走进附近一家超市，打算买瓶水。没想到，正在我买水的时候，保安突然把卷帘门拉了下来。他提醒店里的人，外面有游行队伍经过，大家需要从后门离开。那是一位黑人保安。在巴黎生活的这段时间里，我经常在超市、商场和各种商业场所看到黑人保安，他们也是这次抗议中试图去保护商户和治安的人。但在有关街头骚乱的讨论中，人们很容易把黑人、阿拉伯人和移民联系起来，甚至直接把他们想象成制造混乱的主体；但在我眼前，这位保安正在做的事情恰恰相反——他试图保护商店，也提醒店里的人注意外面的情况。
靠近广场时，我已经隐约闻到催泪瓦斯的气味。出地铁花了将近十分钟。太多人涌向这里，地铁口异常拥挤。越靠近地面，音乐声就越大。
走上广场后，我看到很多人围在一起跳舞。音乐声很响，人群偶尔喊起口号，一些音乐家拿着巨大的乐器演奏。有人随着节奏摇摆，有人举着标语，也有人只是站在旁边看热闹。整体气氛出乎意料地和平，甚至有些欢快。
我开始观察来到这里的人。
有稚嫩的学生面孔，有年轻人，也有一些看起来经济条件不错的中年白人。有人带着小孩，还有父母推着婴儿车过来。随后，我和朋友们碰面，朝更中心的地方走去，沿着伏尔泰大道前进。路上不时出现餐车，有人向示威者分发食物。人群举着各种各样的标语，喊着不同的口号。
最常听见的是 ACAB——“All Cops Are Bastards”，也就是“所有警察都是混蛋”。马克龙的照片也频繁出现。其中有一句口号让我印象很深：“我们需要牛奶和鸡蛋。”它听起来如此日常，甚至有些滑稽。与那些充满愤怒的标语相比，抗议者谈论的东西并不总是宏大的政治口号，也可能是最普通的生活需求。
然而，几分钟后，人群开始往回走。
我们停下来观察。很快，共和国广场中心的方向冒出了大片黑烟。我们猜测，那里可能发生了冲突。虽然有些犹豫，我们还是想尽可能靠近一点，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小心地往前走。催泪瓦斯的气味越来越浓，于是戴上口罩和墨镜。
向前走了大约三十米，眼前的街道突然变得空荡起来。回头看，身后依然是跳舞、唱歌、举着标语的人群；往前看，则是一些行为更加激进的人。中间零零散散站着几个人，还有一辆卖土耳其卷饼的餐车。
这个场景有些奇怪。
一边是看起来平静的抗议，一边是正在发生、但我并不清楚具体情况的混乱。餐车还夹在两者之间，仿佛它只是恰好停在了这里。
我们又鼓起勇气往前走了二十米左右。距离广场中心大概三十米时，人群突然开始向后跑。我和朋友们也赶紧转身跟着跑。旁边有人对我们喊：“Calm down，冷静，没关系的。”
后来我们发现，自己所在的外围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至于前面的人为什么突然跑起来，我们并不知道。也许有人看到了危险，也许有人误解了什么，也许奔跑本身又让更多人开始奔跑。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去判断。
但当时，我根本来不及思考这些。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景。恐惧并不总是来自已经发生的事情，有时候，它来自你无法判断事情究竟会不会发生。你不知道眼前的烟雾意味着什么，不知道突然跑起来的人看到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应该继续往前走，还是马上离开。
那几秒钟里，我的心脏跳得特别厉害，但我也感到一种兴奋。
过了一会儿，我们决定先回朋友家看直播。朋友家离广场不远，而我们继续待在外围，也看不到最中心究竟发生了什么。
回去以后，我们打开了直播。
屏幕里反复出现警察、黑烟、燃烧的物品和奔跑的人群。镜头不断切换，现场似乎每时每刻都处于冲突之中。看着这些画面，我确实会觉得，巴黎仿佛已经变成一座失控的城市。
但我刚刚亲眼看到的，却并不完全是这样。
离可能发生冲突的中心只有一百米左右，一些咖啡馆仍然照常营业。人们坐在露天座位上喝咖啡、聊天，仿佛只是普通的一天。共和国广场上也有大量的人在跳舞、听音乐、喊口号，许多人的行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暴力倾向。
我并不是说那些燃烧的物品、冲突和破坏不存在。它们确实发生了。我闻到了催泪瓦斯，看到了黑烟，也经历了人群突然奔跑的瞬间。只是，当我回到朋友家，通过直播重新观看这场抗议时，我发现自己几乎看不到刚才那些跳舞的人、分发食物的人，或者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的人。TA们并没有消失，只是没有出现在我眼前的那些画面里。
下午六点，重新走上街头
下午六点以后，我又出门了，想去其它地方看看。
这时，抗议似乎已经进入更加激烈的阶段。刚走下楼，我就看到二十米外的垃圾桶正在燃烧，黑烟不断升起。
与几个小时前相比，我对眼前的场景似乎多了一点辨认危险的能力。
我注意到，一些看起来具有攻击性的行为，并不意味着路人一定会受到攻击。我经过一些聚在一起的年轻人时，虽然知道TA们可能参与了抗议，甚至参与了破坏，但只要没有出现直接的威胁，我并不会特别害怕。
我准备去北站附近和几个法国朋友汇合。原本这段路并不算远，需要经过圣马丁运河。我走到河边，却发现无论从哪座桥过河，附近都能看到浓浓的黑烟。
有人站在路边围观、拍照，也有人匆匆走过。我只能不断绕路。原本四十分钟左右的路程，最后走了一个半小时。
这段路让我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像是在一张不断变化的游戏地图里移动，一边观察周围的情况，一边判断哪里还能走、哪里需要绕开。
地图上没有明确标注危险区域，我只能根据眼前的烟雾、人群和街道状况，临时决定下一步该往哪里去。
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害怕示威者。让我绕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正在燃烧的东西突然发生爆炸。反倒是遇到警察时，我会更紧张一些。看到警察聚集的地方，我会担心那里接下来可能发生冲突，于是下意识地避开。
街上也有不少穿着相似衣服的年轻人。他们有些可能是来参加抗议的，有些可能参与了破坏。我注意到他们的穿着，也注意到自己在描述他们时会犹豫：这样的观察会不会被理解成一种对特定群体的刻板印象？
但至少在我亲自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我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外表而感到害怕。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我的注意力更多放在眼前的街道、烟雾，以及自己还能从哪里走过去。
路上有些店铺的玻璃已经被砸碎。
看到路边的店铺被砸毁时，我的心情有些复杂。说实话，看到大型资本经营的商店遭到破坏时，我的反应并不惋惜，我知道自己对资本和财产的态度。但当我看到街边的小店也被砸碎玻璃、翻乱货物时，还是会觉得难受。它们可能只是一些普通人赖以谋生的地方。我不知道店主是否表达过任何政治立场，也不知道TA们究竟要为这场抗议付出什么代价。
我也不知道，这些损失最后能不能通过保险得到补偿。我后来查了一些资料，发现法国的商业保险可能涵盖暴乱或民众运动造成的部分损失，但具体赔偿什么、赔多少，要看保险合同和实际情况。店铺被砸了，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得到全额赔偿。
另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去烟草店（tabac）买东西时，听店主说，店铺被砸反而让他们有机会向保险公司索赔。我不知道这位店主具体的保险情况，也不知道这种说法能不能代表其他商户。
后来跟好友讨论这件事时，她的态度很清晰。她认为遭洗劫的商铺大多是大型国际连锁企业，况且在巴黎，即便是个体经营的店铺，也需要相当雄厚的资本才能在市中心立足；她也不确定这些商家是否都给予了员工公平的薪酬和待遇。更重要的是，她拒绝将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相提并论。抗议中有未成年人和其他示威者受伤，甚至有人失去了生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她认为，把被砸毁的橱窗与人的伤亡放在同一个尺度上衡量，是极其不人道的。人的生命永远比一扇橱窗更有价值。与此同时，政府宣布将允许受损商铺以优惠利率获得贷款，而对于受伤的抗议者等人，却没有提出同等明确的支持措施。至少在我好友看来，这种差异反映了政府和媒体对财产损失与人的伤亡所给予的不同关注，也让她感到愤怒。另一方面，主流媒体态度主流媒体一直在进行宣传攻势，大量展示商店遭洗劫的画面，试图引导公众舆论反对抗议活动。其中一家电视台（CNews）甚至被抓到将阿尔巴尼亚抗议活动的画面，谎称是发生在巴黎的。
同样让我感到困惑的，还有警察。
共和国广场附近明明部署了大量警力，但我看到一些店铺被砸时，警察似乎并没有及时出现。我不知道他们当时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被调往其他地点。也许当天的警力部署确实存在不足，也许警方低估了事态的规模，也许在多个地点同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他们根本无法及时赶到每一条街道。
我后来看到《世界报》对当天警力部署的报道，才意识到，警方如何应对这些分散、快速移动的事件，本身也是争议的一部分。
对于一些商户来说，警察就在附近，却没有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这种感受可能很难被一句“警力不足”解释清楚。但站在街边看着一扇扇被砸碎的玻璃，我也无法判断，这究竟是一次失误、一种无能为力，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在不断绕路的过程中，我也忍不住想：究竟是什么让一些年轻人选择参与这样的破坏？他们为什么愿意冒着被捕、受伤，甚至留下刑事记录的风险，去砸毁街边的商店和其他物品？
我只能去猜想TA们是不是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我试着把自己放到他们的位置上，想象他们经历过什么，为什么会愤怒，又为什么觉得这样的行动值得。我能想到的，是法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可能让不同年轻人面对完全不同的生活起点和可以想象的未来。
家庭收入、居住区域、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都会影响一个人能够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房租和生活成本可能限制一个家庭能住在哪里，也会影响孩子能够进入什么样的学校。对经济条件有限的家庭，以及一些有移民背景的家庭来说，这些限制可能尤其明显。
我也想到法国对种族和族裔统计的限制。这些限制有其历史背景，也有避免国家通过种族分类固化歧视的考虑；但它们同时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当我们很难通过常规统计直接观察不同族裔群体在教育、就业和居住条件上的差异时，一些不平等就更难被清楚地呈现和衡量。
它们并不因此消失，只是可能更难被看见，也更难被准确地讨论。
好友从一开始就反复提醒我，不要去抗议现场。到了10月17日当天，她仍然提醒我，如果我被警方逮捕，居留身份可能会受到影响。对我来说，参与抗议已经意味着承担一种非常具体的风险，像我这种靠着每年申请居留卡留在法国的人不会敢参与这种破坏行动。从我的经验和常识推断来说，参与骚乱的人大概率至少有法国国籍。
我想到网上流传的另一种说法：把参与骚乱的人直接归类为移民，或者将打砸、纵火与黑人、阿拉伯人联系起来。这是右翼和极右翼政治叙事中反复出现的一种归因方式。而在一些中国人的讨论中，我也看到类似的反应：当TA们看到巴黎街头燃烧的汽车、被砸毁的商店和与警方冲突的人群时，便很容易将这些画面与移民联系起来，进而担心法国正在变得陌生，甚至不再是TA们想象中的那个法国。
我想，这种反应背后，或许还藏着一种关于欧洲的想象。在一些人的想象里，法国是一个白人的国家，欧洲社会有着某种稳定的秩序和清晰的边界。移民则是后来进入这个社会的人，是那个秩序之外的变量。当街头发生混乱，只要把责任归到移民身上，事情似乎就变得容易理解了：法国本身没有问题，出问题的是那些不属于法国的人。
这种解释带来了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它让人不必面对另一个更复杂、也更令人不安的可能：这些冲突并不是来自某个外部群体对法国的入侵，而是发生在法国社会内部。参与其中的人可能本来就是法国人，是在法国出生、长大、生活的人。TA们与法国社会的关系，并不比其他法国人更疏远。把他们称作“移民”，仿佛就能把他们从法国社会中剥离出去，也让那些令人不安的画面与人们心中那个理想化的法国保持距离。
晚上七点，另一场抗议
晚上七点多，我终于在北站附近和朋友们汇合。
我跟她们讲起下午在共和国广场附近看到的情景，她们很惊讶。她们所在的区域相对平静，并没有发生我描述的那些骚乱。
同一天的巴黎，不同街区竟然像是处在两场完全不同的抗议里。
聊起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时，她们也谈到了近些年来法国警察暴力的问题，以及警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执法造成伤亡后又应该如何追究责任。
她们认为，过去十年来，法国的警察暴力问题越来越严重。她们担心的并不只是某一场游行中警察如何应对人群，还有警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以及当执法造成伤亡时，责任究竟应该如何认定。
我想起好友之前提过的一项法案。
2026年7月7日，法国国民议会一读通过了一项旨在为警察和宪兵建立“合法自卫推定”的法案，并将其送交参议院审议。按照法案的设想，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下，执法人员使用武器的行为可以被推定为合法；如果有人质疑其合法性，则可以通过相反证据推翻这一推定。
这项提议引发的争议在于，它可能让受害者及其家属在追究警察责任时面临更大的举证压力。警察掌握的现场记录、执法资料和调查资源，并不一定是普通人能够取得的。对于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要证明一次执法行为不合法，本来就可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截至10月22日，这项提案仍处于立法审议阶段，尚不能说已经正式生效。
我并不知道这项法案最后会如何发展。但在听朋友们谈论警察暴力时，我开始意识到，白天让我紧张的并不只是街上的烟雾和人群，还有我对警察本身的复杂感受。
晚上九点，穿越火线
晚上九点多，我准备再次回到共和国广场附近。因为抗议，几乎所有地铁都停运了，我只能骑共享自行车过去。
到达附近时，我真的有一种穿越火线的感觉。
路上到处都是玻璃碎渣、烧毁的自行车架、床架和垃圾桶，还有成排倒下的共享单车。警察仍然在街上。白天那些跳舞、听音乐、分发食物的场景已经不见了，眼前只剩下一片狼藉。我当时心里有一个想法：完蛋了，明天清洁人员怎么打扫啊，政府会不会发放额外的工资。不过第二天我就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很多学生自发在街上打扫，虽然并不能承担所有的工作量，但是起码有很多人有这种意识。
后来再经过一条街时，突然传来两声爆炸。我吓了一跳。
旁边一位大哥看出我被吓到了，对我说：“不要害怕，这就是法国。”我回答他：“没事，我支持你们，我只是现在要去我朋友家取东西。”
其实，当时我脑子里想的事情很简单：能不能不要烧共享单车？不然我很难回家啊。
白天第一次听到人群突然奔跑时，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害怕；傍晚穿过圣马丁运河附近的黑烟时，我不断绕路，试着判断哪里更安全；到了晚上，我已经能够在一片狼藉的街道上骑车，却仍然会被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吓到。
我不觉得自己因此理解了这场抗议，也不觉得自己看到了全部的真相。
我只是终于亲自走进了那些反复出现在屏幕里的画面。
在那里，确实有暴力、破坏、催泪瓦斯和令人不安的瞬间。但也有跳舞的人、分发食物的人、继续营业的咖啡馆，以及在不同街区度过完全不同一天的人。
回到家后再想起这一天，我最难描述的反而不是那些最激烈的场景，而是它们之间的距离。
一百米之外，有人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再往前一点，可能就是黑烟和催泪瓦斯。几小时前还在跳舞的人群，转眼间可能开始奔跑。你以为自己已经知道哪里危险了，下一条街又会让你重新判断。
而当这些片段被剪进直播、被截成短视频，再被转发到社交媒体上时，它们就成了别人理解这一天的主要材料。
屏幕里的场景是真的，我亲眼看到的也是真的。
只是，它们都没有单独构成那一天的全部。
而事情还在继续
10月20日晚上，好友再次提醒我注意安全。她担心的不只是街头发生的冲突，还有警方接下来会如何追查参与者。她甚至提醒我，即使是私人动态，也要谨慎发布与抗议有关的信息。
后来我看到的报道证实，巴黎警方已经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对这些影像和证据进行分析。通过监控录像、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和视频，以及现场留下的指纹等资料，追查10月17日至18日巴黎的参与者。与此同时，Mediapart报道称，司法部长Gérald Darmanin曾提出将网络上的影像与警方的TAJ数据库进行比对。我还听说了一名19岁女性的案件。她在10月17日于巴士底广场附近被警方拦查，包里有一个防毒面具和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Précaire à 14 ans”，大意是“14岁就陷入贫困”。她后来被判处五个月缓刑。
10月17日之后，事情并没有结束。新的抗议号召仍在流传，关于警察执法、公共秩序和追究参与者责任的争议也在继续。
10月18日，许多人仍在等待马克龙回应这场运动提出的诉求，但他的表态更多集中在追究破坏商店的人，而没有正面回应抗议者的要求，我周围的朋友们都感到极其失望很愤怒。司法部长提出剥夺部分被捕者投票权的想法，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问题已经不再只是如何处理街头的破坏行为，而是国家正在镇压这场运动。
她还向我提到了其它信息。随着大量抗议相关案件涌入法院，法院竟然优先处理这些案件，而搁置了其它案件的审理，其中包括涉及未成年人的性暴力以及恋童癖的案件。一些律师团体则报告了未成年人被捕后遭受肢体暴力、侮辱和施压的情况。并且10月17日和18日发生了两起死亡事件，她认为政府的回应和主流媒体的关注都远远不够，其中一名死者的家属已经采取法律行动，要求调查死因与警方行为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此外，马克龙宣布仅批准由官方工会发起的抗议活动，这在抗议权利方面是一个令人极度担忧的倒退。尤其考虑到多个城市已明令禁止在24日那个周末举行任何抗议活动——马赛等城市便是如此。蒙彼利埃市甚至在周六暂停了所有公共交通，旨在阻止抗议者进入市区。
多个城市还实施了宵禁，有的仅针对未成年人，有的则适用于所有人。在巴黎，沙特莱（Châtelet）和共和国广场（République）地区实行了全民宵禁；整晚都有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并用强光探照灯进行照射。
抗议期间，一些防护装备也被列为违禁品。警方在地铁站和街头进行盘查，没收医用口罩、眼药水等简单的防护用品。此外，还有记录显示，警方在允许抗议者离开现场前，会强行没收他们的标语牌。
但是10月24日，法国再次举行大规模抗议。根据法国内政部的数据，全国约有41万人参与，工会 CGT 则估计超过80万人。在巴黎，双方的统计分别为11万人和25万人。尽管数字存在明显差异，但这场动员明显仍旧吸引了大量参与者。
随后法国各大工会宣布将于11月5日举行罢工，以声援学生运动，并抗议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
但与此同时，好友对这场运动仍然抱有希望。她相信，这场运动可能促使更多人转向左翼。亲眼目睹警察暴力的学生及其家庭，也可能因此重新思考自己的政治立场。她还特别提到一个值得关注的时间因素：一些如今参与抗议、正在经历警察执法的高中生，到下一次大选时可能已经年满18岁，获得投票权。也就是说，这场运动影响的可能不只是当下的街头局势，还包括一批即将进入选举政治的年轻人。TA们在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如何理解国家权力与自身的公民身份，都可能影响TA们未来如何参与政治。
当然，距离下一次大选还有一段时间，未来仍有许多不确定性。但对她来说，10月17日和24日最令人振奋的地方，是即使面对强大的警力、逮捕风险和不断收紧的限制，仍然有这么多人愿意走上街头，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信号，说明这场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