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8 月，被国安从央视办公室带走后，成蕾想起的，是一个月前，她主持的一场关于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的线上座谈会。
当时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澳大利亚提出应对新冠疫情源头进行独立调查，此举引起中国强烈不满，两国贸易战旋即拉开帷幕，正处于双边关系的低谷期。座谈会上，一名居住在中国的澳大利亚人，向出席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关汉（Graham Fletcher）提问：“你警告澳洲公民会有被无理拘禁的风险，那我们是否需要马上离开中国？”
六年后，成蕾再次想起这一幕，并写进了她刚出版的中文回忆录《如果墙能说话》。她写道，当时在场的外交官与商界嘉宾听到问题后，互相对视一眼。最后，傅关汉回答了这个问题，尽管没有明确回应，但大意是无需离开中国。
座谈会才过了一个月，成蕾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央视被国安带走，六个月后，中国才宣布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拘捕成蕾。2023 年 10 月，成蕾返回澳大利亚墨尔本，中国方面随后指成蕾被判刑两年 11 个月，刑期服满后被驱逐出境。
成蕾回到澳洲后，揭露了她被中国国安拘禁和判刑的原因：作为 2020 年 CGTN 报道“两会”的主持人之一，她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 GDP 目标提前发给在彭博社工作的中国记者范若伊（Haze Fan），而国安指她打破了保密规则，在距离媒体报道禁令结束七分钟前，将信息发给外国机构。
在被国安拘禁期间，有关成蕾作为记者的谣言与评论满天飞，各方舆论都在按照自己的需要塑形成蕾这个人。微信公众号流传文章，指成蕾表面上是央视英文频道的财经节目主播，但实际上是埋伏中国 20 年的“间谍”，通过访问中国重要商业领袖和主管经济官员来获取情报；另一边，海外一些社交媒体博主则毫不客气地指出，央视是国家喉舌，在习近平时代更是紧跟“党媒姓党”的指令，与西方秉承监督政府的新闻理念截然相反，成蕾作为澳大利亚人，选择到央视做记者，等同为喉舌服务，如今被抓是报应自找。
无论是哪种说法，都是对成蕾选择在中国做记者这一决定的质疑。成蕾自己又是怎么看这些批评？明明家庭已经在澳洲扎根，成蕾当年为何要到中国来，并选择从事新闻行业？当中国新闻红线越来越密，为外媒工作的中国记者从 2010 年代中期就屡遭约谈，成蕾如何理解自己作为外籍人士，为中国国家宣传机器的经历？三年多的牢狱磨难，又让成蕾如何重新审视廿年记者生涯？十月初，《低音》记者来到成蕾位于墨尔本的家，与成蕾面对面进行专访。
从澳洲到中国的新闻梦想
被中国释放回到墨尔本后，成蕾加入了澳大利亚新闻集团（News Corp Australia）旗下的天空电视台（Sky News），但在拾起播音老本行之余，她还开始写作，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在 2025 年出版了英文回忆录《成蕾：自由的回忆录》（ Cheng Lei, A Memoir of Freedom）后，成蕾还以自身经历为蓝本，创作一人独角戏《1114 天》，包揽剧本写作与演出。
尽管喜爱写作，但直到进入新闻行业之后，成蕾才意识到，原来记者这一职业有不同的工种与媒介之分。她的记者梦源于热爱看新闻节目的大学教授父亲，在耳濡目染下，她也对记者这个职业产生了浓厚兴趣。
成蕾 10 岁时随父母移民到澳洲，学业成绩优异，中学甚至跳了一级。1991 年，成蕾参加澳洲高考，填报大学志愿时，她想填新闻专业，却遭到父亲的反对，理由是澳洲当时的新闻行业以白人为主，他认为成蕾作为亚裔，难以找到做电视记者的工作，成蕾父亲甚至提到当时澳洲知名亚裔主播陈丽玲（Lee Lin Chin），指陈丽玲“不会退休”。在当时言下之意，澳洲新闻业还不需要另一个亚裔记者来填补空缺。
成蕾父亲的担忧，时至今日仍然成立。2022 年，澳洲多元媒体倡导组织 Media Diversity Australia 发表报告，指尽管澳洲有 48% 的人口有至少一方父母在海外出生，但超过 78% 的电视记者与主播是英格兰移民后代，只有 6% 的电视记者和主播是原住民或非欧裔背景。
在当时，成蕾选择遵循父亲意见，选择攻读商科。“我上大学太早了，”成蕾回忆。“在那个选择的时候，根本没有信心去说我到底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互联网，没有人告诉我哪个行业是什么样的，我只是依稀觉得我要去挣钱，让父母亲觉得比较欣慰。”
大学期间，成蕾虽然成绩保持前列，但内心深处，她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我当时是有一个依稀的方向，就是我要利用我的双语技能。”她在大学修读中英翻译科目，后来去了中国为合资公司工作。2002 年，26 岁的她遇上了央视英文频道 CCTV-9 招实习生，成蕾果断申请，最后留在了央视。
“我当时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就是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学习，什么都从头开始，也觉得挺好的，”成蕾回忆。令成蕾感到兴奋的不只是电视新闻的模式，还有当时经济上行的中国。
“电视新闻，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可以通过快或者独家的这种角度来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她说。“现在就无论是在哪，就已经是扁平化了，所有信息都是瞬间大家都知道了，而且那时候中国还是大谈改革的时候，觉得挺多有意思的、可以讲的东西和有意思的人（做采访对象）。”
在倡导改革的年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财经新闻报的是中国对外开放，中国消费者与世界接触，进出口产业与全球共轨。中国的巨变与经济实力吸引外资来华，外媒在中国开设办公室，中国犹如是仍未开发的故事天堂，吸引一代代外国记者前往。成蕾也是被这一面的中国所吸引。在央视工作一年半后，成蕾以驻华记者的身份，加入美国 CNBC 在中国开设的亚洲频道，专攻财经新闻。“我很喜欢采访那些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因为他们敢说。”
但红线也一直存在。成蕾经历过摄像机被扣留，被保安推搡，被不理解外媒的股民攻击，也知道哪些内容不能上电视，“比如宗教，任何跟宗教有关的东西都不能说，因为这些我都有过教训。”尽管如此，成蕾与当时众多外媒和中国学者一样，对中国的改革势头感到乐观。2012 年，与 CNBC 的合同结束后，成蕾接过央视 CCTV-9 递来的橄榄枝，选择重回当初给了她机会进入新闻行业的老东家。
但同一年，中国新闻业也迎来转折点。
在“党媒姓党”的时代为央视工作
在中国的新闻语境中，新闻的作用是舆论导向，与西方以监督政府的“第四权”新闻概念不同。90 年代开始，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影响，中国部分媒体转向调查新闻，先后出现了《南方周末》、《新京报》等一批依附国有媒体企业、但走市场化路线的媒体，这些媒体以深度调查新闻闻名，也走出了众多知名记者。
2012 年年底，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次年，《南方周末》在新年献词中提及宪政，随后遭广东省委宣传部撤下，此次事件后来被认为是中国调查新闻衰落、中国新闻业红线审查加速收紧的重要节点。
2013 年，《纽约时报》报道，一份名为“九号文件”的备忘录中，中共高层指出，共产党面临中国社会中的七大危险，当中包括西方新闻理念。同年，习近平提出“讲好中国故事”，该口号如今被视为是习近平时代大外宣布局的开端。
而回到央视的成蕾，慢慢察觉到行业内的转变。“不是说从 2012 年起，一旦知道习上台了，然后就马上变化，这一切都是慢慢变化的。”财经新闻的核心是讲数据背后人的故事，但成蕾留意到，习近平上台后，以往敢言的企业家和官员都变沉默了，“因为都在看着习大大，然后就觉得，谁都啥都不敢说了。”
体制内的转变更是悄然无声。她回到央视后，和台里提出，要多用国际嘉宾，不能只是那几位政治立场无误但英文磕磕巴巴的中国老教授。“我尽量的在培训身边的那些年轻的记者们，然后也是在给大家想各种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的节目更好看。一开始我觉得（台里）还是比较愿意接受我的各种的意见的。但是到后来就开始越来越差，领导也换了，然后呢，这个政治的气氛都变了。”
成蕾觉得，2016 年美国大选后，特朗普上台，中美两国的媒体走向极端。但 2016 年还有另外一个大事件，在影响中国新闻行业：在走访《人民日报》、新华社与中央电视台后，习近平提出“党媒姓党”的口号。同一年，CCTV-9 改版为 CGTN（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中国环球电视网），这一更名不仅是一个电视台呼号的变更，后来更被视为是中国国家级媒体深化对外宣传的标志性事件。
“大家批评我没有问题，”在被问到有关她为中国喉舌工作的批评时，成蕾如此回答。“但我觉得也不是我自己说它是喉舌，然后我就一定要宣传它，因为我自己恰恰觉得我在体制里能够起到一些作用。所以我可以扪心自问地说，我没有说过假话，也没有去做过那种又红又专的报道。”
在北京的外媒与外国记者圈子里，成蕾与不少为西方媒体工作的中国记者关系友好。在中国法律下，为外媒工作的中国记者只能以“新闻助理”的身份工作，一些访问外媒中国记者的报道也反映，有部分记者不仅面临国安骚扰，而且薪酬和待遇上也有被剥削的风险。中国政府在对外公布“两会”信息时，会先给央媒，再给外媒。因此彭博的记者范若伊才会向成蕾打听《政府工作报告》的细节。
成蕾认为，中媒外媒“都有一些偏颇的地方”：外媒完全商业化，靠读者订阅维持运营，旗下的记者就要去拼独家、拼流量，有的故事错漏百出，以丑化中国来吸人眼球，连行内人也看不过眼；中媒是政治先行，但也意味着，领导只关注政治门面，记者不用担心点击量。“CCTV 所有的那些网上的平台都做得很差的，所以都是没有什么人看的，领导就会说让大家自己转，自己转发自己点赞，”成蕾笑道。
记者没了流量的包袱，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故事。“比如说去越南我们去报道 APEC 的时候，我们会去当地的菜市场，（那里有）很多很多的缝纫机，可以很快的做出衣服来，我们就是做这种比较轻松的报道。说实在的，这个我觉得好像西方这种频道做不了。”
那是 2017 年。三年后，成蕾在央视被国安带走。
成蕾指，在 2020 年之前，“两会”从未由央视外籍员工担任主持。但那一年，新冠疫情爆发，中国经济受困，国内外焦点均在当年政府设立的 GDP 目标上，成蕾的上司决定在 2020 年“两会”期间，派成蕾与另外一位记者搭档做直播。在央视，外籍员工不用像中国员工一样接受保密培训，因此成蕾没想过，央视交给她的资料有哪些需要保密。但国安坚称，成蕾泄露了需要保密的《政府工作报告》，尽管距离保密期限只有七分钟。
成蕾后来得知，2020 年的“两会”被推迟到了五月，但国安在四月就开始跟踪她，恰恰在澳洲政府提出要独立调查新冠疫情源头的几天后。成蕾与她身边的朋友普遍怀疑，中国企图通过拘押她，实行“人质外交”，向澳洲施压。在成蕾被带走的四个月后，2020 年 12 月，提前得到成蕾消息的彭博社范若伊也被带走，被中国当局拘留超过三年后，最终未被起诉获释。当局称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
月经时的拘捕：用身体记录疼痛的真实
在回忆录中，成蕾回忆了在牢狱中的 1114 天内，那些充斥在她脑海中的负面情绪：在得知自己是因彭博“两会”报道被带走后，对曾经的朋友范若伊的憎恨；从律师与国安中得知，以前央视的上司与同事向国安作证她的“犯罪行为”后，对他们的失望；她的一双儿女因疫情与她分隔两地，而她如今又在高墙之内，成蕾无法抑制对他们的思念。
但成蕾记录更多的，是拘禁和监控带来生理上的疼痛与不适。回忆录的开篇，是成蕾忍着经痛前往央视办公室，殊不知国安正在那儿等待她；在被国安审问数小时后，她从审问椅起身，才发现裤子上全是血。但进入看守所后，月经来潮，却成了狱友之间炫耀的资本，因为这代表在营养不均衡、缺乏阳光的监狱里，她们的身体机能仍在正常运作的证明。
“我觉得总要纪实吧，”成蕾说。“我小时候，其实我特别喜欢撒谎，因为爸爸很严，然后怕家长批评。其实撒谎的感觉很不好，所以就导致我后来就是完全地不在乎（说真话）。”
“尤其是在中国又是看守所的这么一个环境，是很多时候都不能说话，更不要说说真话了。所以既然是我现在有了这个话语权，那我就把它好好地说出来，而且我觉得，尤其在中文的文化里，对于女性的身体的各种事情都好像是有要带着一种羞辱感，我觉得这是扯淡。”
成蕾在书中常提及的另一个细节，是穿胸罩。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与看守所期间，女性关押人员不能穿胸罩，因为胸罩里有钢丝，被视为是危险物品。成蕾在大使馆的争取下，才拿到一件胸衣，如获珍宝。等到离开看守所，成蕾三年来第一次穿上胸罩。她在书中记载了当时的兴奋，指胸罩让她终于感受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
成蕾的回忆录中描写了各式各样的国安，有恪守陈规、暴躁的国安，有费尽心思、想从精神上折磨她的官员。但在书写女性国安人员时，她记载了同为女性才能观察到的一面：在她生日或过节时，若当天遇上女性国安看守，她的饭菜会更加丰富。成蕾的同室狱友不能写信给家人，负责她的女警官会帮狱友打电话，给她的家人念狱友的书信。
“我觉得人其实应该都是平等的吧，但是因为我们毕竟受过上千年的这种理念的灌输，”成蕾说。“人性都是可以善良的，只不过是我可能作为妈妈，所以可能有一些同样也是做妈妈的这些女警官就会更加的同情一些，说明这个体制并没有完全的把人的这个人性（磨灭掉）。”
但书中也不乏国安系统里令人不安的细节，包括长达十几小时的审问、无理由阻止关押人士与律师见面、强迫签署认罪书、24 小时无停止监控等。令人发怵的是国安系统对党国意识形态的无理的绝对服从。2020 年，官方在全国开展以节约食物为目标的“光盘行动”，而这政策落实到看守所时，就变成大量减少在押人员的食物——只要囚犯们可以吃的食物少了，他们就没有办法浪费食物。
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成蕾在监狱里想尽办法锻炼身体。国安看守所里，被关押的都是被指控涉及国家安全的人，当中有像成蕾这样的外籍华裔，也有在核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政府部门的公务员。
监狱生活苛刻，不少狱友的心理状态或多或少会出现问题。成蕾的一名室友长期霸凌囚室中最年轻的女性，会为鸡毛蒜皮吵架指责别人，尤其到后期，她会向国安告状其他狱友的行为。在她被移监后，成蕾在巧合中才得知，原来这名室友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她和另一名狱友聊天时互问：如果自己也被判了无期徒刑，自己会不会也变得这般刻薄？成蕾觉得自己不会，但另一名狱友坦言，她可能也会这样对待别人。
在被国安带走前，成蕾在澳洲人圈子中很受爱戴，夸她平易近人，热心肠，从不摆央视主播的架子。在监狱中，成蕾也受到狱友们的欢迎。为了让监狱生活不那么无聊和绝望，她教狱友们英语，在圣诞节时，会一起唱圣诞歌。在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监狱决定让各狱室开门一段时间通风，成蕾会在这段时间唱歌，几次之后，隔壁狱室会有人吹口哨，甚至冒着会被国安狱警惩罚的风险，大声夸她唱得好。在一次机缘巧合下，她发明了一套敲打墙壁、和隔壁狱室传话的方式，按着英文字母的序号敲打次数。
也就是这时，她发现，原来隔壁的狱室里也关着一名央视记者。成蕾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在中文国际频道工作，而中文国际频道面向的观众，是台湾。
作为记者，继续提问
2025 年，成蕾在悉尼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发布英文版回忆录，记者曾经向成蕾提问：澳洲媒体缺少了什么类型的中国报道？在这之前，澳洲媒体的中国报道被批评两极化，由《悉尼先驱晨报》（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的国际编辑主导、有关中澳战争可能的“红色警告”系列被传媒学者指责是“散布恐慌”。台上的成蕾思考片刻。“我希望能看到更多关于人的故事。”
在成蕾看来，“战鼓”型报道不仅会造成读者对中国认知上的巨大偏差，也会让华人社区继续不被理解。“我觉得这也是我想试图去改变的。因为华裔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她认为，媒体与政府需要区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但一些中国移民也需要从思想上与中国解绑。“就是在中国被洗脑，很多年的结果就是你会认为爱国，一切包括这个政党，包括它做的那些很不正确的事情，而且关于这些很不很不好的事情吧。这个报道是在中国的报道是几乎是没有，除非是这个人亲身体验过，经历过，那么他是不会知道的。”
2023 年，成蕾平安返回澳洲，被外界视为是中澳关系缓和的重要信号；2024 年年末，随着中国解除对澳洲两间牛肉出口商的限制，中澳贸易战正式结束。2025 年，中国实行 30 天免签政策，中国成为澳洲人第五大旅游国。但对于两国关系，成蕾仍是中方不愿提及的一个名字，2024 年，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澳洲，成蕾出席记者会，两名中国大使馆人员站在她两侧，不让成蕾被镜头拍到。
在澳洲 140 万华人当中，不少是像成蕾一样的移民二代年轻人，他们有着双语优势，也看到中澳贸易关系的利好。对于这些想去中国发展的年轻华人，成蕾又是怎么想的？
‘我希望大家都自己能够甄别，什么是机遇，什么是值得的。然后为了得到中国所谓的在中国的成功，他们需要放弃什么？我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自由的生活，’成蕾说。‘我给（我的）孩子们的这个建议也是一样的。如果他需要把自己关在一个意识形态，或者是哪怕言行举止都要受控制的这么一个状态下生活，那么在中国获得的这些是否值得？’
如今，成蕾仍然在做记者。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即将在 11 月举行州选举，成蕾正在和当地华人社区做工作坊，了解当地华人对本地政治的看法。在出版了英文版的回忆录后，成蕾在这基础上，写了中文版的《如果墙能说话》，之后会到日本、台湾和美国进行新书发布。“我希望（大家）珍惜自由，然后能够更多的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无论是什么样的苦难或者是什么样的惊喜的情况下，然后能够去帮别人。无论在哪里。”
成蕾对于这段被囚禁的经历还有很多疑问——外媒该如何保护他们在中国的受访者和信息来源？那些还在看守所里、被指控国安罪名的人们，他们会被怎样处置，当中的外国人又如何成为北京人质外交的工具？但她也清楚，作为记者，她只有一个职责：不停追问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