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街头冲突落在家门口
10月17日,晴朗的周六。因为脚伤,我困在家里,无法前往市区加入游行队伍。
此前数周,我一直追踪欧洲各地接连的抗议。从西班牙因高房租而搭起的帐篷,到法国学生因师资短缺、教育资源不足而走上街头,各国诉求不尽相同,却都与人们越来越难以负担的生活有关。
意大利也不例外。南部的卡车司机和农民因柴油价格上涨而罢工、封锁道路,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南部一些超市货架空空如也的画面;从罗马到米兰,多地学生因学校经费、公共服务和生活成本问题走上街头。不满指向物价,也指向政府的政策选择。有人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公共服务,也有人举起反战标语,质疑为何将资源投入战争,而非用于教育、医疗和改善民生。
10月,名为“Italia in Piazza”(意大利走上街头)的社交媒体账号号召全国民众在17日集会。它并非传统政党或工会发起的行动,无明确统一领导,诉求涵盖高昂生活成本、低工资和公共服务不足等。信息通过不同社交平台不断传播,吸引了背景各异的年轻人。
米兰街头此前陆续有抗议声音,但到17日,超5000人响应号召,聚集在大教堂广场。人群中有意大利国旗、巴勒斯坦旗,有象征反法西斯抵抗传统的旗帜。有标语要求政府“给家庭更多钱,给战争更少钱”。
我本也想走进这场街头行动,偏偏被困在沙发上。
朋友安慰我:“这或许是宇宙冥冥之中的安排,不想让你去是有原因的。”
话音刚落,我被推送了一张照片:一位摄影师在人群里被扶着离开,一只手握着相机,另一只手扶着满是血的脑袋。
在米兰多年,我已习惯街头游行。人们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偶尔堵住交通,过后城市又恢复如常。眼前这张照片让我意识到,这次街头冲突似乎远比我熟悉的游行激烈。
次日,微信里铺天盖地全是国内亲朋的慰问,转发的文章标题无一例外充斥着“0元购”、“欧洲沦陷”。一位曾旅居米兰和巴黎、现已回国的姐妹给我发来私信:“心痛。” 她说看到昔日深爱过、生活过的街道、城市一点点被破坏,遍地狼藉,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在手机上刷着17日欧洲多市街头的视频:米兰Duomo旁商铺橱窗满是砸烂的窟窿,焚烧后的自行车残骸;巴黎,华人女性面带淤青,控诉生活与生计被瞬间毁灭;博洛尼亚街道橱窗一片狼藉。网上疯传的画面里,不少挥舞铁棍、凶恶砸店的,是一群面庞稚嫩的未成年孩子。
后来的报道里,不少意大利媒体将矛头指向一个被称为“Maranza”的青年群体。
“Maranza”是近年在意大利流行的青年亚文化标签,常被用来形容聚集城市街头、穿运动套装、戴名牌腰包、偏爱陷阱说唱的年轻人。其中不乏北非裔移民、穆斯林家庭后代,也包括意大利本土青年。随着一些街头冲突和治安事件受到关注,这个词逐渐带上“滋事少年”的负面意味,更成为针对移民二代群体的污名化称呼。
对生活在意大利的华人而言,街头治安不只是新闻里的话题。华人商铺遭窃、停在路边的汽车被撬,随身财物遭劫,这些事情时常出现在华人社区的聊天与新闻中。作为华人女性,更对街头陌生人群尤为警惕,那些被称为“Maranza”的年轻人骚扰女性屡见不鲜,他们几乎成了我们平日走在街上最想绕开的对象。
接下来每天,我都在关注新闻,我想知道他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真的是抗议必然发生的一部分吗?
意大利媒体援引警方数据,10月17日、18日周末两天,米兰共271人因街头冲突被带往警局,其中220人未成年。几天后,据法官对被捕青少年的讯问报道,绝大多数人此前无犯罪记录,许多人彼此并不认识,只有极少数能够向法官说清楚自己究竟在抗议什么。
他们当中,有人可能怀着对现实的不满;有人可能只是跟随社交媒体上的号召来到市中心;有人认为只要不砸店只是跟随进入拿东西就不算犯罪。但这些行为究竟源于政治愤怒、群体情绪,还是其他动机,连调查人员也很难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
还没等我理清这些复杂的动机,一个画面触动了我: 几名蒙脸青年,面对镜头骄傲地挥舞手臂,他们的背景是催泪弹的烟雾,是四散躲藏的人群,是燃烧的垃圾桶…看着那群青年,我竟产生了极其复杂的、甚至让我有些不解的共鸣。
因为我知道这个国家对移民并不友好,他们长期处于社会的边缘与隐形角落。直到这一刻,他们用如此激进甚至破坏性的方式站在镜头中央,仿佛终于在这座冷漠城市里夺回了一刻属于自己的权利,从边缘跻身到了中心。想到这里,我甚至有一丝欣喜。
随后,强烈的矛盾感彻底困扰了我。
面对游行与动荡,欧洲华人并非只有支持或反对两种态度,不是简单的“不关心政治”、“抱怨游行影响自己的生活”,或“只要支持自由民主就全盘接受抗议”。抗议和冲突就发生在我们家门口,夹在安全焦虑、边缘感与对权利的渴望之间,我们内心撕扯。我越来越难把那些橱窗前无奈的脸庞、面罩下半张稚嫩面孔、路人挥舞手臂的愤怒、受害店员眼角的淤青都归结为一场单纯的政治抗议,或一群滋事少年的破坏。
我更好奇,同一个背景下的其他华人,又是如何理解这一切的?
寻找答案并不容易。 联络的第一位朋友直接拒绝了我,说已经在社交媒体发泄完了,不再想多说了;一位平时转发本地社会议题的朋友也拒绝了我,有些无奈地说,自己越来越处于一种“极左极右反复横跳”的尴尬状态,不愿再公开表述任何有关政治的话题。
他们的沉默与疲惫,恰恰映照了我心中的混沌。幸运的是,还有四位朋友,愿意和我聊聊他们眼中的这场冲突。
那个移民男孩的眼睛里,很复杂
在欧洲生活近10年的Jolin,身兼中文老师和餐厅员工等多份兼职。来的时候年纪还小,满脑子是文艺复兴与艺术,“我当时对国外的想法就是——‘地球村’啊,那时候不是咱奥运会什么的。”她略带幽默和唏嘘说道,当时的她未曾料到文化底蕴深厚的意大利,竟存在赤裸的歧视。这些年来,她早已不再执念于所谓“融入”,“旁观”反而是更舒服的状态。
17日傍晚,她原本要去餐厅工作,途中误入抗议现场,被警察的高压水枪误伤,浑身湿透,只好请假。出于对警察暴力的警惕,她返回现场,拿出手机想要记录些什么。
在湿透的冷风里,警车喷出的水不久便聚成小河,催泪瓦斯混着粉末与水雾铺天盖地。她认为她观察到了混乱人群内部的不同:她认为,喊着整齐口号、举着标语、性别多样的,是“大学生模样”;而撬开路砖当武器、点燃垃圾桶、一身黑装砸店的,清一色是年轻男性。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Jolin的心一步步凉了下去。
跟随游行队伍,她见到一名成年男性毫无缘由地踹居民楼大门,两个小孩紧随其后,兴高采烈地模仿,踢踹大门。常年接触小孩的Jolin心里一阵凄寒:“孩子学坏真的太快了。”
破坏进一步蔓延。她熟悉的华人咖啡厅被撬开了,附近纪念品商店也被砸碎玻璃。一位戴着巴勒斯坦围巾的女性路过,试图劝阻破坏的年轻人:“停止!”却遭到围攻与唾骂。此刻,Jolin也无法忍耐愤怒,她冲上前试图保护那位阿姨,并强调警察在另一头,不要再针对无辜的商户。迎面而来的却是粗暴的脏话,第一句就是直冲面门的“Vaffanculo”(去你妈的)。
Jolin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恐惧,反而从对方情绪爆发的缝隙里,捕捉到别的东西。在一些赤裸的脏话后,青年也在向她控诉着移民遭受的不公。“那一刻我感觉到,他可能不是纯粹想攻击我,我甚至感受到了他的委屈。”
每当红绿灯被蒙面者砸烂,周围人群就会爆发阵阵掌声与欢呼。那种群体狂热的磁场里,理性被迅速蚕食,“我认为,那种煽动,身处其中的人很难抗拒。”Jolin说到。
又过了一个拐角,她见到几个黑衣人用铁棍撬开一家冰淇淋店,从身高判断,他们都是未成年。看着他们正扒开碎玻璃,尝试艰难地钻进店里,出于保护小孩的本能,Jolin喊了一声:“别做了,很危险!”这时一个小孩转过头,是一个白人面孔,极其凶狠地对着她吼道:“Stai zitta!(闭嘴!)你这个中国人,滚回你的国家!”
“受到这种经典三联骂确实少见。”Jolin在意生活近十年,第一次面对如此直接、赤裸的“刀子”。她瞬间傻在了原地。讽刺的是,叫嚣的白人小孩身后,其同伴正是一位疑似移民的男孩。
Jolin看着移民男孩,男孩也看着她。Jolin在他的眼里读出了一种极其复杂的状态,“他好像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俩都觉得该说点什么,可就这么呃呃啊啊了半天,又什么也没说出口。”
“也没看他们拿钱,胡乱抓了几瓶饮料就跑了。”
这时清场开始了。一位熟悉她的华人咖啡馆店员在烟雾中叫住了她。店员也前留学生,晚上常在这里值班,正无奈地看着砸烂的店面。那一刻,Jolin心里升起了巨大的愧疚感。“他是受害的店员,我刚才也在抗议的人群里,可能是出于某种羞愧吧,我就和他说我只是刚好经过这儿。”
第二天清晨8点,Jolin再次来到火车站时,秩序神奇地恢复了。街边橱窗还是破洞,砸坏的垃圾桶都消失了。三天后,店铺纷纷重新营业,一切就像从未发生过。
“看着平静的路面,那晚发生的事还在我眼前,但好像大家做的事情影响不到任何人。”
这种巨大的荒芜感,让Jolin开始重新审视抗争的背后。
“我道德上谴责暴力。但我也理解了那些阿拉伯裔和移民小孩的处境。”她联想到自己接触过的华人二代学生在校受到的边缘与排挤,认为意大利的教育体制和社会没有做好接纳移民的准备。老师无法公平对待移民学生,这些孩子的暴烈行为,是对这种失效教育和不公体制的扭曲回应。
即便遭到辱骂、目睹种种破坏,我问Jolin,如果认同一场抗议的诉求,却无法赞同其行动方式,她是否还会支持抗议时,她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她看来,集体诉求不因个别人行为而 全盘否定。“还是要以诉求为主。如果只因为个别的行为就不支持,那任何行动也没办法发生了。”
我又问她:那假设有一天,相似的抗争发生在中国的民主进程里,同时伴随着恐怖暴力,你会希望在我们的土地上发生吗?
Jolin的回答依旧是肯定的。她认为这么多年,看欧洲的左右翼互搏,她并没有对任何一方更失望,反而是更加理解。她甚至多了很多耐心,“社会秩序与政治自由之间确实有冲突,但我愿意给出耐心。因为这样至少,人们还有空间去讨论、去抗争。”
“我觉得梅洛尼太帅了”
接受我采访那天,离最剧烈的街头冲突已过去10余天,但在米兰经营美甲店的咪咪还没能从那场惊魂里彻底缓过神来,街区生意也还未恢复如初。
“第二天到今天一个多星期了,我们整个区域都受影响,旁边的奶茶店营业额断崖式下降。事情发生后前三天路上都是没人的,到了第四天气才慢慢重新出现一点点居民,游客根本不敢来。”咪咪的声音里满是焦虑。对她这样的小商家来说,繁华市中心的租金和一系列费用,一星期的失守可能是致命打击,“货架和玻璃被砸了还能等保险公司赔偿,但没有客流,租金和人工,每天都在硬扛。”
2018年来到意大利留学的咪咪,尝试过不少行业,最终在繁华的商业街落脚。近一年来,她明显感觉到经济大环境在转差,顾客砍价变多了,小偷小摸和抢劫更是频频发生,附近的超市在这一次的暴乱前,已遭遇过一次持刀抢劫。
久居意大利,她已对游行、罢工或者街头抗议见怪不怪,觉得影响也不是很大;但17日发生的一切,被她称为“极致的破坏”。
“当时突然有人尖叫着往我们这条街跑,我看到有人拿着路牌疯狂砸东西。商户们马上反应过来就拉闸锁门。”咪咪回忆店门口的场景,“警察很快就来了,开始驱逐,但他们黑压压的一大片,全都涌进我们这条巷子,然后就有人向我们扔石头。”
那一刻,站在玻璃背后的咪咪才看清他们,“全是小孩,全都是未成年人。”
这群未成年孩子的破坏力让咪咪感到更深的恐惧。“小朋友更吓人,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根本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她想起了平日下班时的遭遇,即便是晚上8点繁华的街头,她也曾目睹过几次青年对女性拉扯头发、抢包等经历,甚至一次将试图阻拦的男游客打倒在地。“就算拍下了正脸拿给警察,警察也往往管不过来。我朋友就碰见过,警察根本不管的。”
当总理梅洛尼随后宣布,严厉制裁未成年犯罪,将拘捕年龄降低到14岁、向米兰部署数百军人增援巡逻兵力时,咪咪感到非常有安全感。“我觉得梅洛尼太帅了。”咪咪称赞道,“我记得她说:你们可以之后再推翻我,很抱歉现阶段只能按我的做。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后几天,咪咪看着路口出现的巡逻兵和头顶盘旋的警用直升机,坦言这种情况下她迫切需要这种强力的政府手段,来拯救工作和生活的秩序。
冲突爆发至今,咪咪完全不知道年轻人为何狂热。我解释,抗议最初诉求是关于生活成本、油费燃气费上涨、教育资源等问题,她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同为努力生活的普通人,她并非不能理解生活成本压迫下的愤怒。“说实话,我很佩服他们敢为自己的权益发声。”咪咪叹了口气,“但群众里确实有坏人,我肯定不能因为有人破坏,就怪罪发起这场诉求的人。但如果他们砸的是Foot Locker、Nike那种大品牌连锁店也就算了。你知道吗?我隔壁一个店的小老板,好几天没生意,有时候走到店门口就是摆摆手、摇摇头,远远地我都能感觉到他那种压力。”咪咪为此感到难过:“(受害的)都是小店铺,我是真的不理解了。”
从早年语言不通的困顿,到如今在这里拥有自己的小店、建立起朋友圈,咪咪早已把意大利当成第二个家。“每个国家都不是完美的。我看网上别人说这里不好,我也会生气,就像看到朋友被骂了一样。”她感觉,身边无论是华人还是其他族裔的朋友,大多都在为了体面的生活而辛苦工作。
当被问到“如果有一天华人群体也因为受不公对待而走上街头”时,咪咪觉得有些难以想象,但随后认真地补充:“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为了表达合法的诉求,我也觉得挺好的,我会很佩服这群人。公平真的很重要,就像这次街头抗议一样,我希望他们的诉求被尊重,也希望有一天中国人的诉求能被尊重。但只要大家别觉得我们是在惹麻烦就好。”
尽管市中心已加强治安巡逻,咪咪还是决定提早打烊。她支持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治安措施,也佩服那些敢于走上街头争取公平的年轻人。对她来说,这似乎并不矛盾。她希望自己的店能平安开下去,也希望生活在这里的人有机会为自己说话。
“我吓得发抖”
如果说咪咪的不安来自亲眼目睹的街头混乱,那么对远离市中心的留学生来说,恐惧更多是通过互联网蔓延的。
冲突发生后,各种视频和未经证实的传言在留学生间流传。海苔也是其中之一。当我问起她的看法时,她脱口而出:我吓死了!
“我真的吓死,我吓得发抖,我吓得根本不敢去学校!”
海苔出生于2005年,前两年刚来米兰,在一所私立设计类院校上学。冲突爆发当晚,各种信息在学生群和小红书上爆开:社交平台上疯传着极端的爆料,有人说“Maranza”在街头攻击亚洲长相女生,一些群体称要全城强奸女留学生,甚至流传某些私立院校与富裕学生聚集的大学(如博可尼商业学校等)被列为了攻击目标,当然包括她的学校。
海苔逐一转发那些截图、语音音频文件给我。意大利语音频还被翻译成了中文文本流转。
那个周末,恐惧弥漫到了极致。“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同班的意大利女生也很害怕”,后来那个星期来上课的人骤减,临下课老师看着紧绷的气氛,甚至劝大家:“下课,你们赶紧先走吧。”
校方虽出面澄清一切都是“假新闻”,试图平息恐慌,同时却开始加强了安保,常年不关的大门如今只开一半,在神经紧绷的学生眼中反而成了某种默认。
“完全不理解,这一切和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攻击留学生啊?”海苔回忆,那几天,同学们有人吓哭,有人甚至嚷着要收拾行李回国。
海苔并不是一个排斥街头抗议或游行的人。她参加过米兰的妇女节游行和彩虹游行,她的印象里,游行是大家为了同一个正义的目标去努力,“我觉得氛围很好、很温暖的事情,不是(现在)这样子的”。
关于教育资源不公、生活成本上涨的诉求,在社交媒体的煽动与暴力的掺杂下,异化成了针对留学生的恐慌。“他们的理由说是要集中攻击未来的富人。”海苔的语气充满不解,“这是在干嘛啊,太荒唐了!”
作为同样处于Gen Z世代的海苔,我和她聊起了z世代的共性和不同。她也从恐慌语气开始变得平静,从另一个视角重新审视这场混乱。
海苔看来,这片土地的同龄人和中国年轻人共享着某种相似困境:对未来同样迷惘,对飞涨的房价与物价同样束手无策,“我发现了,冰淇淋球都涨价了呢。”
然而,面对同一种压迫与困境,两国年轻人却展现出截然相反的反抗逻辑,海苔认为:“我觉得中国年轻人的表达方式是向内施压自己,是‘卷自己’。”海苔感叹,国内崇尚“优绩主义”,几乎是场零和游戏,“大家知道自己改变不了大环境了,知道自己只是小蚂蚁而不是大老鹰,所以选择甘于平凡,压缩自己来成全社会。”
海苔认为,欧美的年轻人享有某种关于“自我与改变”的社会期待,一旦现实未能提供应有的环境,落差感便会转化为怒火与不甘。
“中国人不是一体的。但这里的群体感很强,他们会一起愤怒,重视集体的诉求。”海苔说自己虽极度反对打砸抢与极端暴力,“但这群人居然可以为了集体的利益团结起来去抗争,有时候我心里其实是羡慕的。因为我们好像总是分散的,总是习惯了‘就这么算了吧’。”
随着政府空降增援军警、宣布一系列强硬法令后,街头暂时恢复平静,谣言也随之散去。
经历了这场由虚惊、恐慌与暴烈交织的震荡,海苔再次回到学校。虽然没有遇到传闻里的那些暴力,但她认为这种暴力已经伤害到很多留学生的心理。
被问到这种动荡的时刻会想念国内的制度或手段吗,海苔说道:“如果真的发生传言里那些恶性犯罪,强奸啊什么的,我当然希望人民解放军能立刻出现;但看到他们只是砸玻璃的时候,我又觉得那是在反抗资本主义,也没什么问题。”海苔笑了笑。“那天我妈妈叫我去上学,说警察可不是吃素的,但我太害怕了,我说妈妈你不懂这里,这里的警察真的不行。”
“叫他们为抗争者是对我们这种真正抗争者的污蔑”
最后一位受访者,是经朋友介绍联系上的。
我问他在文章里该如何称呼,他回复:“写徐某人就好了,我是一个军事时政有关的自媒体。”更多个人详情,他说网上都找得到,就不多说了。
我打开YouTube检索,“说真话的徐某人”这个名字跳了出来,频道简介里写着:“我的观点皆出自肺腑,但绝不会客观中立。因为那样,就没有意思了哈哈。”
徐某人成了这次采访的声音光谱中最坚硬一极,这份直率也贯穿了我们的谈话。
“我不愿意称他们为抗议者,叫他们为抗争者是对我们这种真正抗争者的污蔑。”
徐某人曾参与过街头政治抗议,包括中国白纸运动,如今则更多通过互联网参与公共讨论。在他看来,抗争需要明确的目标,也意味着参与者愿意为自己的政治诉求承担代价。而这次意大利的街头冲突,在他眼中恰恰缺少这些条件。
“生活成本、战争、巴勒斯坦、环保,都糅合在一起了。目的很混杂那就说明是失焦的。它根本不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就是为了有些理由去打砸抢,”他干脆地说,“我对这种很鄙视,没有别的想法。”
问到除撬路砖、砸商铺的年轻人之外,是否了解其他抗议者的政治诉求?徐某人回答:“了解,但不认同。”迟疑了两秒,他又说:“这批人我不愿意称为抗议者,叫暴徒就可以了。”
他完全支持梅洛尼政府的严厉举措,甚至认为欧洲警察在过去过于软弱,“我很支持梅洛尼政府,重拳出击。我觉得这一波她做的很好,所以她才可以在位这么久。”
他认为,警方应根据示威性质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这些暴力威胁到守法公民,他不应该出手保护吗?合理示威,警察有冲突,那警察要谴责。但这一波人就不是,这些人就是不是合理抗议,警察就应该升级手段,而不是一味防御。”他还怀疑街头冲突背后存在外部势力的煽动。不过,对于这一判断,他没有提供能够核实的证据。
徐某人不否认年轻人面临的生活困境和压力,但他不认同通过破坏他人财产或生计来表达不满。他反复强调,真正的抗争应有明确目标,而非让无关的人承担后果。
谈话中,他提到了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的抵抗是什么?他们用血肉铸成长城,最伟大的方式。”在徐某人看来,既然支持乌克兰抵抗侵略,欧洲就应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不是因能源价格上涨便要求战争立即结束。他尤其反感那些主张立刻停战的口号。“那种是最垃圾的抗议。那些人为自己眼前的生活,降低两毛油钱,就要牺牲隔壁(指乌克兰)人民的自由民主和人权。”
我意识到,徐某人并不排斥武力作为抗争手段。他支持乌克兰武装抵抗,同时坚决反对米兰街头的破坏。在他判断中,重要的不只是行动是否涉及暴力,还有所追求的目标,以及谁在承担代价。
对这次抗议,即便承认其中有和平、理性表达诉求的参与者,他仍认为整场行动缺乏正当性。“当然里面有和平的、理性的人,但这个总体抗议目的还是不成立。”他用“很多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来形容那些破坏行为对整场抗议的影响。
从曾参与白纸运动,到如今对欧洲的街头抗议持强烈批评,我问徐觉得自己这些年来有什么变化。
“年轻时大家都会向往热血与街头呐喊,但目睹得越多,人就越明白:推进社会进步必须从现实出发。”谈及海外一些围绕中国政治议题展开的抗议,他觉得海外的抗议和喊口号,总是停留在过去。他说:“2026了,我对沉湎过去不感兴趣。”
他现在更愿意通过军事与时政内容创作,参与自己所关注的公共讨论,继续进行着他认为更加实际去推动变革的行动。
四种声音之外
与四位受访者聊完,我的困惑并没有完全消失。但那些本让我独自纠结的,却找到了碰撞与共鸣。
也许,不再盲目站在某个绝对立场上“左右横跳”,敢于承认这种复杂、表达这种撕裂感,正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寻找归属感的起点。
Jolin亲眼目睹破坏,遭到辱骂,仍愿给抗争留出耐心;咪咪希望政府加强治安,也佩服敢于上街争取公平的年轻人;海苔的恐惧来自不断传播的传言,也试着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同龄人的处境;而徐某人曾亲身参与政治抗争,却对什么才算真正的抗争,有更严格的判断。
我想起Jolin的经历,想起那个叫她“滚回你的国家”的少年,以及他身旁那个始终没有说出话的男孩。那几秒钟的沉默,至今也没有答案。
或许生活在这里的我们,不必急于为每一场抗议选择阵营。我们可以害怕暴力,也可以追问暴力从何而来;可以希望生活不被打扰,也可以理解别人为什么不愿继续忍受现状。有些问题,值得我们多留一点时间去理解,而不是急着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