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客】拒绝遗忘 E08 | 六四专题 | 曾雨璇：漂去香港，成为桥梁

曾雨璇播客

本期内容简介

从内地前往香港求学的曾雨璇，是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博士生。与很多“港漂”不同的是，她积极关注并参与香港本地公共事务和社会运动，同时她也在香港参与“白纸运动”、纪念李文亮医生。2023年6月，她计划在香港展示纪念“六四”的“国殇之柱”直幡，行动之前即遭香港警察抓捕，被控“煽动罪”，成为首位被控“煽动罪”的“港漂”人士。被囚六个月之后，又被强行遣返内地，从此失去音讯。

这位年轻抗争者的活跃时间不长，出狱之后更是音信全无，因此外界对她所知甚少。本期“拒绝遗忘”播客，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来谈一谈曾雨璇的故事，以及香港之于中国内地的意义、香港的现状等话题。

本期播客同时附有精华内容文字版，请继续往下阅读。

（出于安全考虑，部分嘉宾的发言已做变声处理。）

本期节目嘉宾

白芋：公民行动者，和曾雨璇一起参加过线下抗议活动
周锋锁：“六四”学生领袖，“人道中国”执行主任
阿 P：香港历史和政治研究者

节目精彩时刻及精华内容文字

00:03:09 嘉宾自我介绍
00:05:20 曾雨璇抵港后的政治参与和第一次被捕
00:12:16 “七一刺警案”及此案发生的政治背景
00:17:25 曾雨璇被日常监视和她的第二次被捕
00:35:04 香港对内地公民社会和青年的影响
00:47:18 曾雨璇曾被关“水饭房”，刑满后被送至大陆，从此音信全无
00:56:40 香港管理体制的“国安化”和两地压迫
01:04:03 曾雨璇给我们的启示：去交流，去连接，去成为桥梁

一、曾雨璇抵港后的政治参与和第一次被捕

白芋：我跟曾雨璇是在2022年的11月，在白纸行动当中见面认识的。当时我们俩都举着白纸，在一个地方，之后我们又都去坐地铁，在路上就有了一些交谈，这就是第一次见面。这个活动可以说是声援内地白纸运动，也可以说本身也是白纸（运动）的一部分吧。

主持人：她当时已经在香港了，对吗？

白芋：对，她是2022年秋季去香港入学的，去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做研究生。她在大陆也是学习法律的，在大陆学习期间就非常关心时事政治，当然也很关心香港。她喜欢香港的流行文化，追一些香港的音乐等等。她到香港之后，也在努力融入香港社会，包括说粤语和接触一些香港本地的人。

主持人：在2023年元旦她被捕之前，你们一起去参加过别的活动吗？

白芋：在她2023年元旦被捕之前，其实网上也能检索到，她在2022年的12月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日的这一天，又到了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在维多利亚公园的喷水池前面也举了白纸。那天她是一个人。就只有她一个人。

我那天（最开始）不知情，偶然看到了她群发的一条信息，说她傍晚要去铜锣湾那边举白纸。其实我那天本来有一些别的安排，但是她说了之后，有点不放心她，所以就折回去了。但折回去以后，我并没有站在她旁边，跟她一起举白纸，也没有跟她打招呼，只是远远地看着。当时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外面，有很多警察走来走去。我看到她信息的时候，应该离她举白纸不到一个小时了，所以我赶过去的时候，就看到她已经站在那里了，有很多警察走来走去，天上还有直升飞机，在维园上空徘徊。但是可能因为她是临时发的帖子，也没有什么人关注，大概就有两三个人在那里，听她说，用手机或者是用相机拍摄，用本子在记录。

主持人：她有没有和本地人或者“港漂”一起来参与活动呢？

白芋：据我所知，在2023年2月，就是她元旦被捕、保释出来之后，是李文亮逝世的周年纪念日，她发起了一个悼念的活动。她找到一个公园，在那里为李文亮点蜡烛，也为李文亮写悼念卡片。那天她应该是动员了四五个或者五六个朋友吧，但最后参加的人没有那么多，因为可能有的人到了那个公园，但没有找到地方。

主持人：能详细讲讲她2023年元旦被捕的经历吗？

白芋：元旦这次被捕，媒体已经有报道了，而且最早媒体的报道，可能还是属于专门报道警方新闻的媒体。她在元旦那天下午，到了铜锣湾，摆了梁健辉的一个素描，在那里摆了蜡烛。这个时候就被巡查的警员来盘问，最后应该是搜她的包包，然后她就被捕了，在警署关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差不多快到中午的时候，才获得保释的。

二、“七一刺警案”及此案发生的政治背景

主持人：阿P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七一刺警案”吗？

阿P：2021年7月1号，我记得应该是在铜锣湾，（梁健辉）刺伤了一个PTU，就是在香港街头经常能看到的巡逻警察。7月1号，就是国安法实施的当天，香港国家安全法，我们叫“港区国安法”。七一其实对香港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日子，一个是回归（纪念日），另外一个，香港的公民社会有个传统，会在每年七一组织游行，由民主党派的“民阵”（注：民间人权阵线）组织游行，这是民主派的一个联合平台。2003年“七一”大游行，有50万人在香港回归纪念日这天上街，是（香港回归后）第一次大规模游行，人数非常多。自那次之后，每一年的七一，香港民主派都会申请游行，每一年的议题都不太一样，这是一个非常象征意义的行动。也是自0371（注：2003年七一）之后，中共在香港开始收紧控制。七一本来就是一个很象征性的日子，中共选了这一天在香港实施国安法。这就是我能够给大家提供的背景，说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一天，为什么梁先生可能会选这一天来做这样的行动，这些都是有香港本土政治的象征意义和脉络的。

他刺伤了警察，随后自杀。他是刺向自己的心脏，自杀而死，那个警察是受伤。为什么（他）要去做这个事情，事后有很多报道，和大家的一些讨论。我觉得是整个社会的大气氛，大家非常压抑，而且“反送中”运动某种程度上是失败了，这个社会有非常多的创伤性后遗。但后面中共要加国安法。国安法实际上是对“反送中”运动的一种直接回应，实施国家安全法，实际上就是加强规管香港的言论自由跟集会自由。从一个更脉络性的角度去理解，我觉得它是一种被逼迫的、没有办法的回应。他刺伤了那个警察，但是杀掉了自己，有一种像是牺牲掉自己的感觉。亲政府会说他是恐怖分子，但我认为恰恰是整个社会的集体行动被压抑了之后，（出现了）有点像是官逼民反的这种（行为）。

主持人：香港有很多人是同情梁健辉的？

阿P：我不准确记得哪几个学生会，因为香港有大学学生会参与社会运动的传统，由来已久了。我记得其中一个是港大学生会，他们就开了会，一致发表声明要悼念梁建辉，当时就被香港政府攻击，说他们这些大学生就是去支持恐怖分子，给他们安了一个非常大的罪名，开始施压校方，逼迫学生会的一些干事、会长辞职，这引发一系列后续的事情。香港有非常多的“黄丝”，也就是民主派的支持者，大家都非常同情他，他这种非常暴力的表达，或者是这种牺牲自己的表达，大家很能理解那种痛苦跟憋屈。而就是在这个事情之后，学校就通过这些理由去打压学生会，去压抑学生的行动。

三、曾雨璇被日常监视和她的第二次被捕

主持人：曾雨璇2023年元旦被捕后发生了什么？

白芋：曾雨璇是2023年1月1号元旦傍晚的时候被捕的，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才走出湾仔警署。

主持人：也就是说她在里面不到24小时，那保释出来后，她是完全自由的吗？

白芋：我不是香港法律的专家，但是从我知道的曾雨璇的情况，和有时候看的新闻来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保释条件，有的人可能要更严格一些。但是普遍的是，保释之后要定期去警署报到，就是规定一个日子，大概隔一段时间就一定要去报。曾雨璇被放出来之后，也是定期要去警署报到的，有的人可能还会被没收护照、禁止出国之类的。曾雨璇的（情况），其他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是要定期去警署报到。

主持人：这次被捕对她的心理和精神产生了什么影响吗？从保释到第二次被捕期间，她还做过其他活动吗？

白芋：对她的精神肯定是有压力的。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期间，她父母还到香港来做她的工作，可能也不完全是她父母想到香港来，也许是有关部门让她父母来做她的工作吧，应该说，她肯定受到了不少的压力。同时她的学业也应该比较紧张，但是她表现出来的仍然还是比较潇洒。

（行动）应该就很难了，一个是她本身在学期当中，学业比较紧张，另外她父母也肯定给她一定的压力；第三，实际上这期间，她也是被严密监视的，很多时候她都会被跟踪。有的时候跟踪她的人都会走得很近了，比如说她滑手机的时候，跟踪她的人恨不得都可以看的到她手机上的内容，都近到了这种程度。她有时候也说过有一些害怕。但总体来说，她的表现还算比较镇静。她一出门，尤其是只要往铜锣湾那一带（走），就算只是去逛街，只是去闲逛，都会很快有便衣来跟踪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她第一没有契机，第二也没有合适的机会来做表达。

主持人：曾雨璇第二次被捕跟“六・四”的直幡海报有直接关系，关于这部分我想问一问周锋锁老师，你跟曾雨璇的接触是什么样的呢？

周锋锁：2023年，“国殇之柱”的创作雕塑家高志活开始推广“六四”海报活动，他做了很多大幅的纪念海报，以香港大学里被拆除的“国殇之柱”雕塑为背景，上面也有“六四屠杀”（的文字），触目惊心的一个海报。我看到后觉得非常好，所以后来就在全球各地推广。到五月初，我已经在一些地方展示过了。最大可能她是在instagram或者推特上看到了我当时做的这个事情，当她给我发这个（海报）要求的时候，我还是很惊讶的，意识到她在香港，还有这个勇气想做这个事情。当然，我也大概看了一下她在instagram上发的post，我感觉她的想法肯定跟我们很接近的。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她因为梁健辉这件事被抓，我也不知道她的实名，反正我当时感觉，有人在香港愿意做这个事情，还是非常好的。我也没有问她太多的细节，以往我们做事情都是这样，对于内地、香港这些“敌战区”的人，我们轻易不问太多，因为问太多就有泄露的可能，问的少，都不知道，就没法泄露。

跟她的通讯就是从5月7日开始到5月25日截止。5月7日，她问我能不能给她寄，后来我说可以给她寄。大概5月12号，包裹寄到香港，后来她收到了，还把海报（的照片）都发给我。当时这是很大的一个包，有好几个海报，大的小的。她说，感觉到这个作品还是很用心，一定要想办法在香港展示出来。过几天她说想好了，要联络一些媒体。他有句话写的特别好，说她做这个事，是希望表达对香港警方绑架“国殇之柱”的抗议。“国殇之柱”是九八年在香港立起来，一直到被拆除，都是香港一个很重要的地标，很多人很重要的记忆，（它）就给拆除，割断了。那个时候已经2023年了，“六四”烛光晚会已经被停止了，她说想借这个事情能够继续在香港纪念“六四”。我觉得她想得很仔细。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联络，当时我也是有点担心。到23号，我就跟她说，我希望你们注意安全，这个海报只要能展出来，肯定也是举世瞩目的一个事。她说，谢谢对她的信任，要继续传播这个消息，绝对也不想轻易被灭身。到“六四”的那个星期，她会计划通知信任的传媒，这样可能不至于被警察干预。我听到这个，是有一点紧张的，因为一件重大的事情，如果去联系传媒，肯定会产生很大的安全隐患。因为传媒本身使命就是传播，这些记者也有可能被盯着。我就跟她讲，不一定找传媒，如果这个海报能够挂起来，像狮子山这样的地方，只是去那里，把它挂起来，然后拍一个照，就非常好了，甚至以后可以匿名传播，这样做完了以后，还可以全身而退。

有时候在外面，这就是个两难的情况，一方面，她自己想做这些事情，我会担心安全；但另外一方面，想的太多，就变成一种自我审查，我们好像互相监督约束，让这种事情根本没有可能发生。我就只是跟她提到这种可能（方案），她说也会仔细考虑，谨慎决定了。2020年之后，在香港的“六四”纪念就相当沉寂了，只要海报在那里，（因为）我们以前展过，九米高嘛，在任何地方展出来，有香港的背景，就非常的震撼，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主持人：她是什么时候被抓的？

周锋锁：应该是6月2日当天，是美国的早上，香港的晚上，正好是六四纪念馆要开幕的时候。我一大早去那，采访“六四”纪念馆的记者就来问我。我当时很吃惊。她被抓了，我当然感到很痛心，但另外一方面，这个是一个美国媒体的记者，他知道我跟她的联系，我当时就很惊讶，我说你们怎么知道的，他也没有告诉我，但是我估计她联系媒体时透露过这种信息。事后来看，她可能那时候联络的不只一家媒体，应该联络了好几个媒体。海报当然没有展出。警察抓她就只是因为她有这个海报，还没有展示出来，她也想过怎么展示，有可能讲过这些，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主持人：你了解她更多的情况吗？

周锋锁：我就是看到一些报道，了解她更多的情况。她的Instagram上也有一些信息，刚才你们谈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事情。她Instagram上最早的应该是10月16日，往后的信息很多都是带有这种社会活动的意味，而且她对香港社会运动非常支持，她也有比方说用小熊维尼等等。也在Instagram上发了她和别人在2023年2月7号去纪念李文亮医生的照片。另外她的生日大概是二月，大概（生日）前几天吧，看到她说有朋友给她过生日。那个时候她因为纪念梁健辉的事情被抓过，所以显然在那时候，还是有一些朋友能够支持她。她的采访，从我的感觉大概是一致的，我觉得她在自由亚洲的采访，就是非常好了：“六四看来是悲剧，但光荣的一点是成为了好几代人的回忆”，愿意为这种我们共同的回忆，共同的精神传承去努力，付出。这是非常令我们感动的。

四、香港对内地公民社会和青年的影响

主持人：香港对于内地青年有怎样的意义？

阿P：很多关注中国的社会转型或是民主化议题的朋友，我不说所有，但可能有一些，（他们）不太了解，其实香港对于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说的是政治跟文化上面。比如“六四”之后，有不少从内地出逃的民运人士，其实是通过香港的救援行动，才能够离开内地的。

自从八九年之后，香港民主派的元老像司徒华、李柱铭、李卓人、何俊仁，他们这些人成立加入“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是香港最出名的一个政治组织之一。支联会每一年都会在“六四”当天搞烛光晚会，在维多利亚公园，这是香港一个三十多年的传统，很多市民都会去。在所谓讲华语的地区，当然这个概念是有争议，大中华区，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两岸三地，香港是唯一一个对于“六四”的纪念跟记忆是制度化、组织化、常规化的。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很宝贵的，因为它不只影响香港市民，还有非常多想要了解“六四”的人。我知道的一些朋友，真的每年“六四”当天都会过关（注：过海关），去维多利亚公园参与烛光晚会，这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例子。

其实中国公民社会的起源跟香港是有很大关系的。中国的公民社会在广东这一带是非常发达的，我的意思是相对意义上来说。香港有非常多的学者、公民社会的朋友，是直接去内地支援，或者是去分享很多经验给内地的公民社会。当时在广东有一些劳工权益的组织、社工组织，基本都是会有香港直接的资金资助，一些香港很老牌的社团会拨款给内地的组织，去支援他们做事情，指导他们做事。因为我们以前是没有社会组织的概念的。包括学者，会来这边一些学校上课。

我们经常说香港其实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离岸中心”，它有很多思想、物质、人力，或是各种东西上对内地的影响和连结吧。中国所谓“体制内自由派”的媒体，比如“南方系”刊物，以前有非常多香港的研究者和学者会长期提供文字（内容）。

我自己的一个体验是香港书展。香港的书展里长期有很多在内地没有办法看到的一些刊物。像学术类的刊物，可能是研究党史，研究文化大革命，或者研究其他中共的一些政治运动的书，包括像《赵紫阳日记》，在内地没有办法买到的书本和材料，你都可以在香港书展购买。

香港无论是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还是资讯自由，都跟内地非常不一样，但如果你去到那边，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文化，可以从那边得到非常多的资源。那边的民主派老一代的这些朋友，都会非常积极支持内地的行动，包括“占中三子”之一的陈健民。我记得他之前有一个访问里面说过，他以前是每周都会回内地的，会去支持在广东的一些公民组织的运作，跟他们交流。这个connection是非常紧密的。很明显，在2010年代之后，中共就有意要将这个connection给切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回到刚刚这个问题，作为同龄人，对新生一代内地行动者来说，香港给的资料是非常丰富的，包括雨伞运动，反送中运动，展示了非暴力抗争的形式，怎么在占领过程中进行一些民主化实践，公民课堂这种等等。

主持人：那对于曾雨璇这样的“港漂”青年呢？

阿P：对“港漂”有个普遍印象，不只是在内地，包括在香港，有些人会觉得“港漂”只是过来找工作，一般他们可能会从事像金融、商业这种相对说精英（的行业），他们本地有个词叫“离地”，就是离开草根或是基层。但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多元的面向，比如曾雨璇，还有其他一些朋友，他们去香港可以接触到很多activism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习到这些，无论将来回到内地，还是继续在香港，都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像雨璇这样，就会主动想到去联系周锋锁，去纪念“六四”。当然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她非常的勇敢，因为支联会在那一年已经解散了，9月25号，但你可以看到，香港一直来有这个传统，所以当你去了香港，了解了这些的时候，可能到了那个日子，你就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我觉得这个土壤或者环境是很重要的。所谓“港漂”的这些朋友去香港，并不一定只是做这些非常“离地”的职业，而是可以接触到香港政治文化的话，那对于中国年轻人的政治启蒙、公民意识的启蒙是很重要的。

白芋：我同意阿P提出的香港的意义，香港资讯的流通，公民社会，以及意见表达有一定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也想说，像曾雨璇这样的年轻的朋友，并不是到了香港才启蒙的，她本身已经是有了一定的觉醒，才去寻求某一些信息。所以她到了香港之后，才能够很快的和香港社会的脉搏共同起伏，所以我想并不是到了香港才开始了启蒙的过程。

曾雨璇不是广东人，但是有一些在大陆的朋友本身就已经有了一些启蒙。当然香港是启蒙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也不是说只是唯一的来源。他们很多人接触到的香港的文化，其实很多也是香港的商业文化，甚至有些是无厘头的商业文化。我觉得现在的这些年轻一代，他们可能既有政治上的兴趣，对时事政治有渴望，但同时也是商业文化的很重要的消费者，所以香港可能带给他们的不是单一的东西，他们的政治启蒙也不仅仅是来源于香港，当然我并不否认香港的重要性。

周锋锁：这个我插一句，在报道里有提到，曾雨璇说在课堂上通过VPN或者什么，看到香港立法会辩论等等，就开始对支联会这些事情感兴趣。这应该是她在中国政法大学读书的时候，可以说启蒙的一个过程吧。她是说在那之前，她对香港的事情并不了解，那之后，她显然对于支联会，纪念“六四”这些都有很强烈的认同。

五、曾雨璇曾被关“水饭房”，刑满后被送至大陆，从此音信全无

主持人：你了解她在狱中的状况吗？

白芋：有一些了解。陆陆续续有很多的朋友去看她，也有一些朋友给她写信。当然由于“港漂”遭遇到更多的压力，所以来自大陆的朋友还不太敢去看她，去看她的主要是香港本地的朋友。也得知，她在里面几次被关进了“水饭房”，从现在来说，就是单独囚禁，这也是一种惩罚。她在监狱里也还是经历了很多磨难。她从监狱中写出来的信件里，也表明她在里面也做了一些思考，而且她也提到了对自己更多的一些梳理，那么也能看出她好像更加成熟了一些。

主持人：阿P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水饭房”吗？

阿P：“水饭房”其实是香港监狱里的一种单独囚禁的方式。被关到水饭房，就只能喝清水、吃白饭，待遇会很差，单独囚禁，没有放风时间。这是一种惩罚机制，一般来说是因为你在监狱里说了某些事情，或做了某些事情，惩教所的长官要惩罚你，就会把你关到“水饭房”。这其实是很折磨的，因为如果关你一周的话，那你就基本上没有外出的，每天只能待在牢房，吃的跟喝的东西又非常不好，很糟糕的一种待遇。有一些朋友可能因为在牢房里抗议待遇不好，就会被长官惩罚。最近邹幸彤，就是支联会的前副主席，她整天都会被关到“水饭房”，大家说她是“水饭房女王”，因为她一直被关在里面，她什么都抗议，整天质问惩教所的一些安排，就会这样子被惩罚。

白芋：罗湖惩教所是曾雨璇被关押的地方。网上查到的信息，罗湖惩教所的官方介绍说，“水饭房”如今膳食上面和一般人没有区别，主要就是单独囚禁，和其他在囚人士隔离，而且中止交往。“水饭房”是一座楼高三层的独立楼房，四周被铁栅栏围堵，严禁囚犯离开，每一间囚室的面积大概是七平方米，里面有一张床，有一个不锈钢的坐厕，有凳子这样的设施，并且有防自杀设计等等。囚犯每天只有一小时在水饭房的天台活动，其他时间都要在囚室里面度过。主要是用于关押在狱中生事、违反纪律或者影响秩序的囚犯，关押期限一般在一至二个月。

主持人：她出狱之后，就被香港警方移交给内地，我们就再也没听过她的消息了。白芋你有任何一点关于她的消息吗？

白芋：近况应该是一点不知道。只知道该她释放的那一天，有很多朋友都在罗湖惩教所等她，但一直没有等到。一直到晚上，港府才发了一个公开信息，回应查询说，曾雨璇已经被递解出境。关于她的公开消息，这就是最后知道的。后面关心她的朋友也多方打听，也了解到了，她实际上当天就被送到深圳，就到了内地警方手上了。她妈妈实际上那天也在香港，在罗湖惩教所门外等她，要放的人差不多全都走出来了，（她）还没走出来，最后她妈妈被惩教所里面的工作人员接进去了，之后也就被带到内地了。她妈妈因为是在香港住着等她嘛，所以连酒店房间都没来得及退，就被带回内地了。

这个事情其实非常奇怪。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她已经在香港受到了法律的追究了，已经在香港坐满牢了，那么她回到中国以后，再抓她，这从法律上来说是一个悖论——“一国两制”，首先是一国，她已经在香港坐满牢，那就不应该让她在内地再次失去自由；如果不把香港当成中国一部分的话，那这又和宣称的“一国”，不管是一国两制还是一国一制，又是矛盾的。

而且到今年4月12号，她已经回去满六个月。按照中国的法律，如果她算是拘留的话，最长30天就要报检察院，让检察院来决定是不是逮捕她。如果是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的话，最长就是六个月，到今年的4月12号，也已经有六个月了。六个月之后，要不然就是要释放她，哪怕是取保候审，要不然就是要报检察院逮捕她。现在没有任何消息，那么我们只能推断，她仍然不自由。但如果在家里被软禁的话，按照一般理解，她难道和她的朋友们一点消息都不能通吗？她现在感觉是到了一个比“水饭房”还要与世隔绝的地方，好像到了一个没有期限的与世隔绝的状态。

六、香港管理体制的“国安化”和两地压迫

阿P：雨璇被释放后直接被送回内地，我们也完全不知道她的信息，其实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香港以前不会这样子行事的。

在港区国安法之后，整个法律的体系是我称之为“国安化”的。以前中共在香港的镇压方式，比如铜锣湾书店这件事，可能大家多少有点了解，就是派人去香港偷偷威胁，或是通过一些方式把人逮捕回大陆，但它不是明着这样子做的。包括以前一些“六四”领袖吧，像王丹和吾尔开希去香港的时候，香港的出入境只是不公开的名义，说我们不公布理由，但是我们不欢迎你来，然后就不要他入境。以前香港还是有相对独立的保安系统跟出入境的规管，这只是相对，但现在就很明显已经是渠道直通了，就是说你在这边犯了法，而且这还触碰到中共的逆鳞，关了还不够，还要跟对面对接，把你带到口岸，交接给对面，完全不交代任何后续行踪，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不仅是讲雨璇个人的经历，而是从她个人经历去看到更大的问题，就是所谓“一国两制”在我看来已经死掉了，就是因为这种非常可怕的“国安化”的管理体制。

周锋锁：中共政权搞这些，现在是非常常见的，包括像最近刚刚释放的张展，今天第四天了，也是杳无音讯，全世界很多人都在问，今天我们做纪念“六四”的活动也在问（注：5月21日，张展关注组发出一条视频，张展已获释回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政权，不光有司法的办法，很多时候就像这种根本没有任何解释，就让很多人消失。最近，在他们看来比较重要的异议人士，被释放以后，大部分都陷入这种状态了。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非常令人愤怒，就是这种无限期的刑期。他们从监狱出来以后，从小监狱到大监狱，而这个大监狱可能限制更紧，任何消息都没有。

这在很多人身上都出现了。上海有个异议人士叫陈建芳，被释放很久了，到现在也是这样（没有消息）。维权律师里面很多人，像江天勇，都释放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自由，到处被跟着。最近李和平他们也是，到哪里都有人跟踪，孩子不让上学。当然相对来讲，曾雨璇的情况目前更令人担心，任何消息都没有，我们只能通过各种方式来为她呼吁，所以今天，我们刚刚在英国议会办的了一个“六四”的讨论和展览，专门打出了曾雨璇的一个大像，和邹幸彤、刘晓波的像放在一起，让更多的人关注和了解她的情况。因为相对来讲，她受到的关注还是非常不够。很感谢有今天这个节目，能够为她的自由呼吁。不管曾雨璇现在在哪里，我们要把她的自由和安危放在心上，我们一定也会在各种场合为她呐喊呼吁。

我们把刘晓波、邹幸彤和曾雨璇的像放在一起，这就是三代人，是“八九六四”精神传承很具体的代表。“六四”其实有很丰富的内容，不光是当年八九的抗议者，后来这三十五年里的坚持，像刘晓波，其实他作为一个自觉的政治反抗者，更多的是“六四”以后的事情。邹幸彤作为支联会的最后一个代表，宁可把牢底坐穿，也要坚守立场。正好曾雨璇Instagram最后一张图，就是向邹幸彤致敬的，邹幸彤是她的英雄了。刚才你们说，她去坐“水饭房”的时候，邹幸彤经常坐“水饭房”，曾雨璇也去坐过。曾雨璇是这其中最年轻的，但她讲的话的确有一种画龙点睛的意义：“我们追求一个理想过程中间，共同受难。苦难让这几代人能够连接起来。”这就是曾雨璇跟其他人一样，在这个事情上很重要。

七、曾雨璇给我们的启示：去交流，去连接，去成为桥梁

主持人：生活中的曾雨璇是个怎样的人呢？

白芋：用有些人话说，心很大。不管面对多大压力，她仍然始终是一副很平静，很平和的神态，说话不紧不慢。她父母来给她施加压力的时候，她也不跟他们吵，最多就说，这个问题咱们还是不要讨论了吧。有空的时候，她愿意跟朋友们一起吃吃喝喝，去找香港的不同的美食。她也喜欢一些流行歌曲，就香港的一些有时代烙印的歌曲，比如说《银河修理员》这样的一些歌曲（注：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2021年，香港元朗信义中学学生以此歌报名校园歌曲比赛，遭校方审核修改歌词为《疫情加油》。学生决赛时演唱原版，遭教师和校长训话，引发社会争议）。平时大家都忙，她的学业也挺繁重的，所以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有更多的了解。另外她就是追港剧，唱香港歌，所以来香港之前，她粤语就已经初步会了一些，就是因为追港剧，唱港歌学来的。有时候她也会和大家分享香港本地朋友给她送的吃的喝的。能够看得出来，生活中她有这个年龄的人有的一些特点，但同时，可能比很多这个年龄的大陆人更关注香港。因为这些年的香港，尤其是香港的本土派崛起之后，很多香港人，尤其是那些特别热爱香港的人，会对大陆来的人，会对“港漂”，可能也有一些成见，会情不自禁的把这些说普通话的人，都当成北京的代表、代理人那样对待，有一些“港漂”也多多少少受到一些感情的刺伤，但是像曾雨璇这样，非常主动而且事实上也能够和本地的男女老少能交朋友的，真的是不多见。

她在地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她从监狱里面写出来的信全都是繁体字。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受教育的人，写繁体字常常没有这个习惯，而且有的人能认就不容易，（怎么）还能写。但她从狱中写出来的信，当然主要也是给香港本地朋友的，全都是繁体字，手写的，工工整整。

主持人：近些年中港矛盾日益恶化，内地青年会有“夹在中间”的感觉吗？

阿P：内地青年或者“港漂”在香港参与政治这个（议题），我很感谢白芋说到本土派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香港有了本土派和本土主义的时候，不是全部，其中有一派，我们叫做比较右翼的本土派，他们对无论是“港漂”或是内地来的人，有很刻板印象或是一些比较种族化的描述的，类似当年《苹果日报》上面说的“蝗虫”，就是来抢香港公共福利的。这是本土主义里其中一个面向。大家可能不太会去讨论这个问题，但如果你在当地生活，你可能就会感受到这种本土主义崛起对你的影响。

但某种程度上也确实为真。因为小粉红去香港工作或是求学，他们是非常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是以一种非常aggressive，非常冒犯性的态度去讨论很多问题，把非常国家中心的民族主义加诸到很多讨论上面，使得香港有些朋友非常讨厌他们这种行为。

中共长期在香港的渗透也是一个问题。它有一些长臂管辖机制，比如学联。这是通过中联办来实现的，就是中央人民政府驻港澳联络办公室，他们就有类似于学生工作部一样的（机制），通过联系各个学校的学联，作为他们的耳目。不仅是本地学生在校园里面搞行动会被盯上，还有比如你是内地来的同学，如果跟中共有不一样的看法，在香港的环境里，比较信息自由比较集会自由的地方，你想要搞一些事情的时候，它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威胁或者压迫你，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

我最开始强调内地跟香港公民社会的连接，而中共在2010年之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想要把这种连接切断，这就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它要破坏掉你的信任。比如对一个香港人来说，有一个内地的同学，你不认识他，但他突然呈现出来面貌是，他很想要参加你们的一些社会运动，或他想要融入，或者他想要说一些中共不喜欢的言论的时候，你会有很实际的安全考虑，因为你害怕他是中联办或学联的人，或者类似“双面间谍”，会去出卖你的个人资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种渗透是希望把你的这种对话跟连接给破坏掉，要破坏掉你的信任，而作为一个内地出生的异议青年，在这种环境里会面临一些非常大的挑战。

雨璇的行动在当下这个环境里面更加（珍贵），需要你在地了解他们的一些议题，明白他们很真实的感受，另外一方面，你也要去呈现你作为一个内地人，你有不一样的想法，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小粉红，在内地，其实有非常多的朋友平常没有办法发出声音而已，并不是每一个都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帮凶。但这个就需要你通过不断的接触，不断的去建立社会关系，建立联系，去实现。这恰恰就是极权体制非常不想看到的，它就想把这种联系和信任给破坏掉。

夹在中间的这种感觉，这也是很明显的。我作为一个出生于内地，但研究香港的研究者，我有认识的香港朋友。这种感觉是很奇怪的，你一开始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你很明显感受到他们对你有不信任，即使我会说粤语，这个已经是相对而言容易拉近距离的一种优势，但你还是会感受到他们对你天然有不信任感，这种信任的建立是需要通过很多接触，参与一些行动来去建立的。但另外一方面，你作为一个内地成长的人，周围环境里又充斥着很多小粉红，他们也会对你这种异议人士很糟糕的对待。我觉得“夹在中间”这个词说的非常准确。

主持人：曾雨璇对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阿P：从中港关系紧张，中国扩张和香港本土派的激烈反应，包括我刚刚提到的极权体制想要切断人跟人之间互信的这个角度，我觉得雨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你必须要去建立更多的连接，必须要去真的了解当地的一些议题，也要将这些议题连接到中国本身。我之前一直强调的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香港跟中国之间的connection实际上是极权体制所害怕的，所以它才要将这个东西给压制掉。很实际的说，中国是拥有香港主权的嘛，虽然本土派有很多人非常不喜欢这种说法，但我觉得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在“一国两制”下面，如果你单纯只是一个本土本位的话，会难以反抗中国国家资本的这种扩张。

而我们作为成长在内地的人，为什么要关注香港的政治，如何理解中港的这种一体两面。香港被打压，实际上脉络是跟大陆同时进行的。“709大抓捕”在2015年，香港“雨伞运动”在2014年，你能够看出一些脉络——大陆政权相比于胡温年代，变得越来越威权化，无论是内地的治理逻辑，还是在理解“一国两制”的思维上，已经完全换了一个路线了。这跟中国内部的社会结构是有关系的。

我想要强调一点，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崛起跟香港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中国非常非常需要香港，真的是远超一般人所想象的。网上有很多人说香港GDP只占中国的GDP多少百分点，现在又越来越少，这不是真实的。中国现在很多资本的流动，包括经济上面的必须需要香港，但中共又不肯赋予香港自主性，而是打压在地的政治抗争，这是非常强权的治理方式。大家关注香港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港议题脉络的变化，你在香港能够连接到内地的一些抗争，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思维。雨璇的行动就提供了这种很宝贵的经验。

周锋锁：对于我们这一代人，香港本来一直是一个自由的堡垒、灯塔，无论是文化上还是经济上。其实很多香港人是在八九年开始有那种强烈的跟中国的联系。包括像支联会的很多人，其实原来是左派，有从英国殖民政府那里回归的想法。在“六四”镇压之前，是中国人的认同感空前高涨的时候。那段时间全世界都在看中国，觉得中国发生的这一切激动人心，当时无论是台湾，香港还是海外华人，都感觉中国有希望。当然六四镇压改变了这一切，从此台湾跟大陆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而香港，在三十多年里，就“六四”这件事上承担了一个中国良知的作用，是为受难者发出声音的唯一的地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有很多人很乐观，认为国际贸易能够改变中国，很多人也觉得香港的充分自由，丰富的公民社会的经验，可以扩展到其他城市。当然我想到今天，在八九年的屠杀就确定了这样一个轨迹，越来越专横、残暴，香港最后落入这样的一个境地，非常令人痛心。在这个中间，支联会对大陆良心犯和天安门母亲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在邹幸彤身上就体现出这一点。那现在在曾雨璇身上，她在香港，认同香港的价值，作为一个内地来的学生，她在做香港人想做而或许不能做的事情，这个意义也很大。这种共同受难和共同奋斗形成的共同记忆，她的这种举动是非常可贵的。

当然作为我们老一代人，看到年轻人身上有这种精神，无论是邹幸彤还是曾雨璇，能感觉到人追求自由的天性是没有办法被毁灭的。无论是六四屠杀，那么残暴，还是后来这种极权国家严密体系，让人们产生恐惧的同时，也会让很多人对它产生蔑视，产生憎恨，激励他们有一种改变这个政权的想法。这一点我也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人这个追求自由，一代一代的，其实还是会自然的传播下去，我想这是曾雨璇的意义。她还年轻，我希望她将来如果有机会，还是能够出来继续完成法学院（学业），能够做她喜欢做的事情。

白芋：中国社会很多地方，实际上就是像她这样的一些原来寂寂无名、默默无闻的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在支撑着这个社会的良知。她另外的一个意义，我觉得她展现了每一个人可以在现在的社会上里充当一种桥梁。这个桥梁既是不同的年代的人之间历史记忆的传承，她也是不同地方（的桥梁）。大陆、香港的人，我们其实都有共同的关心，我们都有共同的在意的东西；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彼此对立、彼此割裂，实际上可能反而让我们要追求的东西更难达到。她是用一种非常自然的态度来连接香港。她个人和香港人的连接，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能够打破被制造的结构性的隔膜和对立。不管曾雨璇自己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她其实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普通人，可以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历史被有意识的抹杀之后，其实还是可以找到历史的记忆，还是可以传承历史的记忆。另外人和人之间，香港和内地之间的隔离和对立被人为制造出来的时候，一个人还是可以通过她个人的关注，个人的行动来建立这样一种连接，所以她真的是起了一个很好的桥梁的作用。那我们每个人也可以在生活当中起这么一种桥梁的作用。人之间的连接可能看上去很微弱，甚至看不见，但实际上可能是最坚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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