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E13 | 中国女性研究开拓者李小江

拒绝遗忘：李小江

本期简介

1995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的联合国国际会议，打的便是“妇女”这张牌。北京“世妇会”已经过去30年，这些年里，中国的女性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丰富，不论是妇女研究的方向，还是女性主义的内涵，在具体的实践上都已经大不相同。

随着近年来微博女权在网络上的活跃，米兔运动在中国引发轩然大波后，“女权”这个词汇更为人所熟知，而“妇女”这个词似乎逐渐淡出讨论。但当我们追溯历史，“妇女”比“女权”，更早进入中国有关性别角度的社会改革话语中，许多女性学者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李小江便是其中重要的代表。

对年轻一代的女权主义者来说，李小江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她从80年代开始，致力于的中国妇女研究，为我们如今理解中国语境下与性别相关的词汇、运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025年2月12日，李小江老师因乳腺癌于大连逝世，时年74岁。低音想要给大家讲述她的故事，讲述这个用自己一生的见闻去理解、诠释何为“女性”的一名学者。

参考阅读

一、“男女都一样”的政治，“男女不一样”的现实

李小江出生于1951年，在毛泽东口中，这是一个“男女平等”的时代。

小时候看着报刊杂志里“铁姑娘”的故事长大，李小江是一个“不喜欢梳头，不爱穿鞋，喜欢爬树、打弹弓、光着脚满地跑”的假小子。在回忆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环境时，李小江提到为什么中国和西方的性别文化不一样，她说，“想做男孩子，你去做就是了，没有那么多阻力，甚至还会受到鼓励。上学期间，没有感到什么性别压力，下乡做知青也一样，没人特别照顾你”。对于成长在那个年代的女孩来说，男尊女卑的传统似乎早已打破了，“许多女性进入传统男性的领域，那时候出现了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第一位女汽车司机、第一位女厂长等等。”

1975年，李小江结婚，两年后，她生了孩子，用她自己的话说，自己开始掉进了“女人的陷阱”。她发现，“男女都一样”的说法和她的现实相距甚远。李小江在《女性乌托邦：中国女性/性别研究二十讲》中“走向女人，反省平等”一节中说，“你谈不谈恋爱？婚姻生活中你和丈夫怎么相处？家务谁去承担？孩子的事情谁来管？”

去年，腾讯谷雨实验室发表了一篇关于她的人物报道《开拓中国女性研究的人，不想当女性主义者》。文章里写到，做了母亲的李小江疲于奔命，读研，学业、孩子、丈夫、家务，所有事情都在争夺她的时间和精力。她在访谈中提到，“如果还以过去那种独立的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要求自己，我感到处处是障碍。但是要我放弃，心里也一百个不愿意。你在这时候才感觉到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一个历史的、关于女人的陷阱。”

李小江不愿压抑自己真实的感受，选择了“自己去寻找女人的答案”这条道路。

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到哪里去找女人的答案？怎么去找女人的答案？在当时，没有人有答案。1986年之前，中国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妇女的机构，没有一份妇女理论刊物，也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设有专门的妇女学教学岗位和学位。

二、寻找女人，在女人的故事中追问“我是谁”

李小江在2016年出版了中国女性/性别研究合集《女性乌托邦：中国女性/性别研究二十讲》。在这本书里，她讲起自己的人生是如何跟妇女研究连接在一起：

她自小对历史和哲学有浓厚兴趣，但她发现，经典哲学理论中没有女人的身影。她说，“女人”在历史上整体性地缺席，在曾奉为圭臬的历史和哲学经典中的缺席，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出于对男人书写的“历史”和“哲学”的不信任，她想要去反叛，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去看到和教科书中不一样的，真实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新困境逐渐显现，而“男女平等”的政治主张掩盖了这些问题。例如，1980年，“感情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被写入新的《婚姻法》，这个法条看似增强了女性在婚姻中自主性，但却没有为离婚后陷入经济困难的女性提供解决方案，更加暴露出婚姻与经济地位之间复杂的关联。此外，女童失学、女工下岗等问题，也并没有因为法律上的“性别平等”而自动解决。

李小江在2016年题为《妇女解放？女性乌托邦——女性主义的历史命运及其学术作为》的演讲中还举了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平等，在新中国是立国的原则，可是一直长期难以落实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间。我们今天不愿意讲，但一定要讲的是什么？是城市里的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于所有的农民。我想说所有的，不管你在城市里没有工作，户籍上都给你有保障，你在这个方面，在城乡二元结构上，中国城市妇女在地位上高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平等的诉求不可能像西方女权那样的单纯。也就是说，缺乏了社会公平的基本内涵，任何貌似平等的立法，在实施中间都会打折扣。这也是女权主义在中国社会缺乏成长空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对“妇女”的讨论，是否足够关注到她们具体的生活处境，而不仅仅是围绕政治理念展开？对“男女平等”的诉求要怎样才可以更接近人们的生活？作为一个在地的学者，李小江希望通过“地缘”的方法论，来讨论这些现实的问题。

她索性走了出去，在工厂，个体摊贩，婚介所等各种地方做一线社会调查。她其实很早就退休，开始过一种隐居的生活，但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在还在大量整理女性口述资料。2003年三联出版的《让女人自己说话――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四册从书，就是李小江将妇女史和口述史联结在一起的成果。为了做这个在当时算得上是最大规模的女性口述史研究，李小江走访大江南北，采访了包括抗战时期的女性军人、普通农妇、慰安妇等上千名女性。

即便在确诊乳腺癌前，她还在陕西、江西、云南等地做了很多年的田野调查，采访了许多农村妇女、少数民族女性，女手工艺人，以及佛教女性出家僧侣。现存于陕西师范大学内的妇女文化博物馆里的大部分展品，都是李小江在做口述史时期亲手收集的。她步伐不停，到访了更多的地方，走进更多女性的生命，但与此同时，她也强调要不断回头，重新挖掘这些历史素材里的宝藏：

有一点是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回头，回头。别老说往前走，往前走，我们后头所有的东西，我们的垃圾没有清理，我们的遗产没有一条一条理出来。一天到晚是前头走，前头走，你靠什么支撑着你啊？所有我们的研究必须从重返历史开始。

1982年在河南大学西欧文学系研究生毕业后，李小江在郑州大学中文系任教。

1983年，她发表了《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这篇理论文章，大胆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性别讨论的质疑，提出“阶级解放不等于妇女解放”的观点。这篇文章让她的“妇女研究学者”身份，在学术界得到肯定。

1985年初夏，李小江把自己对妇女研究的热情，从理论的世界带进了更多人的现实。她与河南妇女干部学校合作，第一次开设了面向社会的“女性自我认识”讲座。这些讲座的观众里，有很多是当时的妇女干部，和一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

1985年秋天，李小江在郑州大学中文系开设了“妇女文学”课。开设这门课，她遇到了重重挑战。系学术委员会提出阻挠，说开“女作家研究”可以，做“妇女文学”不行；课上，她遇到男同学调侃，说“李老师什么时候开男性文学？”；学术交流的场合，她被其他学者挑衅，说“文学还能分性别吗？跟男女厕所一样了”。她还遭遇了政治压力，有人质疑她，“你把妇女抽象出来是什么企图？要搞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吧！”

198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陈智英找到她，问她能不能编一套和妇女有关的丛书。李小江说，要编就编一套妇女研究丛书，如果由她来做，这套丛书将不会是以女性为噱头的畅销书，而是一些可能赔钱的学术著作。这套“妇女研究丛书”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陆续出版，共17册，白色封皮，装帧朴素，从妇女文学，性的社会史，上古文化中的女性根源，妇女运动，古典诗词中的女性和女性审美等各个不同的角度，诠释了李小江心中那个更真实的有关中国女性的历史。今天中国妇女或性别研究领域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潘绥铭和戴锦华，都曾出现在这套丛书里。

李小江不仅用很多时间寻找女人，还不停地在女人的故事中追问，“我是谁”。

在一些访谈和与其他学者的通信中，她屡次提到对于权力，“主义”和“政治正确”的警惕。 在接受谷雨访谈时，李小江分享了一件事。在主编“妇女研究丛书”时，出版社曾希望邀请一位妇联的官员来做顾问，她谢绝了这个提议。在后来出版的另一套丛书里，她为自己的行为做了解释。她写道：“为了保证让女人自己说话、避免不必要的打扰和干扰，项目执行期间，没有任何官方机构介入，也不曾得到官方资助。”

她对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坚持，和对政治、名声的警惕，来自于自己和家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她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决定了你的人生命运中什么是红、什么是黑，我们昨天还是接班人，今天就是黑五类，又是为什么？”在她日后的妇女研究里，她非常强调不为某个群体，或者女性整体“代言”，并且与“女性主义”讨论中的“政治正确”保持距离。

性别研究学者唐凌为李小江《华人家园与天下》写了序言，里面提到了李小江和她在书信往来时对这个话题的交流，从警惕“主义”展开到如何做一个“踏实”的学者。李小江说，“‘小确幸’之幸，不在幸福之大小多少，在‘踏实’，即自己对个自命运的自主把握。尤其是知识女性中的佼佼者，要紧的不是拿基金会的钱专事救世主之职救助所谓弱势群体，而是自食其力，做好自己。不是用放之四海的那个‘正确’去绑架他人，而是慎独自律，守住本分…出现了问题怎么办? 群策群力，该是‘问题中人’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而不是让那些专事‘打抱不平’的人自我赋权强行代人发言。生在红色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见多了左派领袖和领袖欲爆棚的革命者，因此我最怕的就是‘代言’，最要警惕的就是所谓‘代表’。 ”

除了“妇女研究丛书”，李小江还参与组织翻译了一批女权主义经典著作，包括《第二性》和《女性的奥秘》。李小江是最早向国内介绍女权主义理论的学者之一，也是在那个年代，少数强调做妇女研究同样要注重理论发展的学者。这两本书在当时的中国不太受欢迎，这让李小江开始思考西方的女权理论和中国妇女现实之间的割裂。她觉得，和女权主义保持必要的距离，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够和中国妇女真实处境靠的更近一些。

1995年世妇会召开，李小江受邀，但拒绝了参会。之后，李小江的身影开始慢慢淡出各种学术场合。就像她在2016年的演讲中说的那样：

你说XX给我发了一个函，问我是不是愿意来录像。其实我非常不愿意做这些事，但我这次答应了，为什么？我就想讲一讲，讲完以后，我就回山里去了。你们随便访，就是这样。我就把话讲在这边。将来有很多东西，大家去阐释，批判也好，支持也好，没关系，关键是我们要把思路打开。

她的确出现得更少了，可21世纪以来仍然可以看见她不断的知识产出，比如于2000年出版由她主编的《身临“奇”境：性别、学问、人生》，她邀请了一些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为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作出贡献的人写下自己的人生故事，容纳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她还分别在2004年和2019年与东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野千鹤子对谈，聊中日两国的女性问题和《超高龄化社会中的福祉与性别》。

她在这片土壤上抛下了种子，又把空间留给了后来者。

三、“仰望星空、心向远方”

2007年李小江确诊乳腺癌，手术切除了一侧乳房，但2023年乳腺癌复发，当她察觉时却已经进入晚期。她从大连大学退休后，长期独住在大连附近一个叫庄河的城市，过着不被打扰的生活。在发现癌症进入晚期后，她从庄河搬回大连的一家疗养院，为了方便治疗，也为了在生活起居的琐事上节省时间，好把生命中最后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给口述史资料整理和研究。

在面对后辈的学术请教时，李小江常说，要“在代际交接的历史经验中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2019 年新春，她给学术圈的友人和向她请教的学子，寄出了题为《华人家园与天下：致所有“仰望星空、心向远方”的年轻朋友》的信件，后又跟上四封。信中徐徐道来她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感悟，字里行间流露着她的严谨，温柔以及对后辈饱含期待的情感。其中一封信是这样写的，“我很清楚，对华人或对中国人来说，越是“仰望星空、心向远方”的，越将深陷困境难以自拔；身为女性，更是多出了莫名的困窘难以超越…我知道，只有认真对待人生且对社会有担当的人，才会这样思考如此困惑——仅此而言，没有代沟，我们是一类人，心思因此是相通的​​​​​​​。”

她在2016年的演讲中还谈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女性议题如何“越界”，和其他全球化议题产生联系：

多年来我在中国做妇女研究，大家知道的，我是从来不戴女性主义帽子的。并不是要刻意作对，而是基于不同的生存环境，历史道路，可是今天呢？情况有很大的变化。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议题基本上都是越界的。传统议题以新的面孔出现。女性主义也将带有鲜明的全球化性质。无论在哪谈论女性，谈的都不将是一家一国的话题，而是全世界女性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新鲜，说穿了，无非是女性的生存和发展，与历史上的问题一脉相承。所以我总讲，思想可以传承，经验不可复制，思想之花长新，理论之树常青。我认为新一代，我们今天谈到的后解放世代的女性，将会在自己的经验中发现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尝试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我相信，在需要的时候，她们会像我们当年一样，反身回顾，将历史资源用作未来发展的基石。

李小江在其中一封信件里说，“学术世界里，精神上的春天与四季无关，只在心田。”

她的精神也是如此，在我们的世界四季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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