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E14 | 苦行僧高智晟：失踪八年的人权律师（含文字版）

拒绝遗忘：高智晟律师

本期内容简介

20年前，在中国维权律师界，高智晟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最勇敢的维权律师。

然而8年前，也就是2017年8月，高律师在家中被软禁期间，突然失踪。2800天过去了，包括他的家人在内，所有人都不知道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不知下落，甚至不知生死。

这不是他第一次失踪，但却是时间最长的一次。

低音播客今天请到高律师的夫人，耿和女士。请她来给我们讲一讲高律师的故事，他究竟是什么人，做了什么样的事，给自己招来这样可怕的遭遇？

节目精彩时刻

  • 00:01:32 黄土高原上贫穷的童年，母亲对高智晟的影响
  • 00:07:12 从陕西到新疆：从挖煤工走上律师的道路
  • 00:10:55 同情弱势群体，做免费法律援助
  • 00:13:10 “有钱了并不是一种快乐”
  • 00:15:56 2009年被带走前：黄土高原山头，回荡着他高唱山歌的声音
  • 00:18:28 出狱后被软禁在陕北老家期间救助“小瞎女”
  • 00:23:53 1996年-2005年：短暂的律师生涯
  • 00:25:12 多次代理群体性、宗教案件
  • 00:32:57 2006年正式被判刑前：被骚扰的生活
  • 00:45:36 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
  • 00:51:14 三年牢狱，关押在新疆偏远地区
  • 00:56:38 家庭成员被株连、政治创伤
  • 01:04:56 为什么高智晟对中国仍然充满希望？
  • 01:08:50 中国政府对联合国的回复：“他是自由的”

本期节目嘉宾

  • 耿和，高智晟夫人。

延伸阅读内容

播客文字版本

低音：欢迎耿女士，请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耿和：大家好，我是耿和。

低音：我们先从高律师的出生成长，小时候讲起吧。你可以给大家讲一下他来自什么样的一个家庭背景，这些对他后来的性格、人生选择，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吗？

耿和：高律师他是生长在那个陕北的黄土高原。我想他的成长环境呢，主要跟他的母亲分不开。

他看到了母亲一生的贫穷煎熬着生活，但依然能乐于帮助穷人等等这些方面呢，我想是影响高律师的主要原因。我没有生长在陕北的黄土高原小乡村，所以我有些是不太知道。高律师母亲去世的时候，高律师写了《我的平民母亲》这篇文章，我摘抄了一部分。我觉得这里面就能体现出她母亲的影响。

“67岁的母亲永远地离开我们，在母亲67年的人生生涯中，有60年的时间里是在贫穷及磨难中熬过。

“母亲6岁时丧父，8岁时起做童养媳。母亲一生无数次给我们子女讲述过她做童养媳期间所经受的苦难，那种让她老人家终生刻骨铭心的苦难故事一生都没有讲述完，尽管母亲做童养媳的时间是4年（母亲12岁那年，偷偷的跑回了外祖母家）。

“16岁时，母亲嫁给了我后来的父亲，当时父亲家是一贫如洗。这个从贫穷开始的婚姻存在了22年。22年里，一陈初始至终未变的就是贫穷。按三姨的讲述，这个从贫穷开始至终以极度贫穷状态下结束的婚姻的大部分时间里，父亲、母亲是贫穷地幸福着。

“母亲38岁时，41岁的父亲患癌症逝去。父亲的逝去，给母亲及全家带来的悲痛情势用我手中的这支笔根本无法将之穷尽。

“父亲一生的夙愿是有朝一日能吃饱肚子，这个至死未能实现的愿望在父亲亡故后发生了改变，即一家人从父亲在世时吃饱肚子的愿望，变成了母亲的让全家人活下去的目标。为了让她的孩子能活下去，母亲开始了没有白天黑夜的劳作。白天在黄土地里劳作的过程中，人们时常能听到母亲劳动过程中发出的让任何闻者潸然泪下的哀嚎声。傍晚回到家里，仅完成让她的一大群孩子吃上饭及上炕入睡过程的劳作量，即足让一个精力充沛者累得直不起腰来！而劳作了一天的母亲每天还必须面对这个过程。当她的孩子全部入睡后，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开始有时是彻夜的纺棉线活，这些在黑夜里从不间断的纺棉线活，是全部孩子有衣穿的保证。夜深人静时，偶有从睡梦中醒来，常常能听到嗡嗡的纺车声，间中伴有母亲低沈的悲哭声。母亲坚定拒绝了任何劝其改嫁以解脱自己灾难人生的好意，母亲坚定地告诉任何劝说者，将这些没有了父亲的孩子抚养成人将是她一生不变的愿望。母亲坚定地做到了这一点。

“母亲经历60年的贫苦生涯，这并未影响她对其他穷人的扶助。穷人众多是最大的且是最持久的中国特色，那年月更甚。出来讨吃要饭的是穷人，未出来讨吃要饭的也是穷人，穷人之间的互济尤显重要。母亲作为那个时期未出去讨吃要饭的穷人，对那些出来讨吃要饭的穷人的帮助在当地是老幼尽知。到了冬季，不管来自天南地北、不管来者姓甚名谁、人数多寡，母亲都不厌其烦地将这些被迫出来讨吃要饭的穷人张罗到我们家里，白天为他们提供歇脚点，夜晚为他们提供睡觉的地方，人多时，我家一孔窑洞里住着十几个人。黄土高原的冬夜，严寒及劲风让穷人胆寒，我们的穷家也不特别暖和，但却能有效阻却严寒及劲风。

“母亲一生敬天行善，对佛是信服的虔诚状令人感泣。我当了律师的第一年，母亲迅速摆脱了贫穷，脱离了贫穷后的母亲已是儿成女就，敬信佛是及行善成了母亲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我对之以尽可能的物质支援。我常常为母亲信服佛是及行善之举感动的热泪涟涟。前几年，盗墓贼常常在行窃后，将无辜的、无主坟者的遗骨扔得漫山遍野，母亲不遗余力，自己掏钱置办木匣子将之掩埋。逢年过节，从未忘了嘱咐一群孙男孙女去给‘他们’烧纸。

“我的母亲顶天立地，我每每这样说时是底气十足，母亲是个平凡的人，这决不影响她拥有的伟大品格。”

我觉得从这篇追忆母亲的文章中，能看出母亲对高智晟的影响。

低音：是的，这个真的是听得特别感动，尤其是自己本身都这样贫穷但她仍然去帮助别人，包括他对孩子这些可以说做人方面非常严格的要求，真的非常明显能感受到，跟高律师他后来选择成为了律师以及，他成为律师之后去帮助很多弱势群体，帮助很多穷人，包括去免费给他们代理案件，这个非常直接的来自母亲来自家庭的这种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影响。谢谢您分享这一段。那接下来我想问，他后来怎么从挖煤工开始当上律师的？

耿和：他那时候挖煤是由于父亲的去世，家里面贫困至极，母亲没有办法去养活这些孩子。所以就让高律师跟他的弟弟出去要饭或者是出去找活干。所以那时候高律师就带着他弟弟可能走到了陕北延安的一些煤矿。

他走上律师之道是因为他是军人转复员了，复员了以后他在喀什的一个地方的拉丝厂任厂长。

他在无意中捡到了一份《中国律师报》。当时上面有个报道说，未来的中国的发展就是需要有20万律师。其实是我们（当时）两地分居，我是在乌鲁木齐他在喀什。因为也存在着被调动过来的一种麻烦，所以他当时也认为这（指做律师）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就业了。

所以他看到那个报纸以后他就开始自学法律。他自学法律考取律师资格了以后，依然是看到了《中国律师报》上有一个求助报道。这个报道是当时丹东的一个医疗责任事故，好像是一个小孩，两三岁的时候打针，把孩子的耳朵给打聋了。他的姥姥拉着邹炜毅到处上访。整篇报道都是这个场景。

高智晟看了以后心里面特别难受，他就总觉得他想去帮助这家人。所以他就给中国律师报打了个电话，也找到了邹炜毅的姥姥，希望代理这个案子。没想到这个案子代理得特别成功，判决他们的案子胜了，索赔了有八十万左右，尤其是精神损害就赔偿了有二十万。在那个年代，95年、96年，那时候中国的法律里，精神损害还算是一个空白，这个案子就精神损害赔偿了二十万是非常轰动的。

所以这个案子完了以后，《中国律师报》就大幅度报道了这个案子，所以那时候他就成了一个为弱势群体打官司的律师，他的名声就这么形成了。完了以后就经常就有那种拄着拐杖的，坐着轮椅的，没有能力交费的那些当事人都到新疆去寻找高智晟。

有时候他们就走到了律所楼下，被（其他）律师都主动地全都引到高智晟办公室。高智晟赶紧给他们买上烤包子，赶紧喝上水，说，“你们先坐一会儿，你们先吃一点喝一点”，然后再开始跟他们去沟通他们的案子。

我觉得每当这时候（指帮助穷人的场景），高智晟他总能想起来他的母亲。这种场景我一想起来就很快乐。

这么说呢，我又想起来这一桩子事。我每天买完菜了以后，高智晟都要求我把零钱放在我们家一进门的桌角。他出门一穿好鞋子换好衣服，顺手拿车钥匙（的时候），就顺手把那个（零）钱给拿上。他拿上他干什么呢？就是说有时候过天桥看到那种乞讨的人员，他就把这个零钱给他们。他一直都这么做。

但有一次我就没买菜，所以那个桌角的零钱也没有了。他突然就问说，“今天咋没钱？”我就说，“这些要饭的，这都是他们的职业啊，他们天天都会在那，你就没必要天天给他们了。”

那时候高智晟脸一沉，双眼目视着我说，“耿和，你要知道，我们要庆幸，我们能给予得起。”

所以尤其是到了国外，每一次面临着生活和精神压力的时候，我就是靠着这些他曾经说过的话、他曾经做的这种小事，给我力量，让我前行。

低音：谢谢您，尤其是后面这个细节特别感人。真的是一代一代，一家人之间这种好的品德互相影响，特别让人感动。当时你们是在乌鲁木齐对吧？他刚做律师的时候，又是免费帮很多人打官司然后又去给一些弱势群体包括给乞讨的人给他们钱，会不会对你们当时自己的生活有蛮大影响？他可能也刚做律师不久吧，你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是怎么过下来的。

耿和：他在新疆当了律师以后，其实他发展得很快。他一当律师了以后，就成为了合伙人。他当时为自己定的（目标），就是说一年的三分之一的精力用于做免费的案子。我记得有一次他回家，拿了一大摊子现金，当时我印象中应该有个四五万吧。因为高律师那时候名气是蛮大的，真正的缴费的案子一个一般都是五万以上的。所以贫穷的人真是请不起他的。

记得有一次都天黑了，他拿了四五万块钱，回来交给我了。我还在高兴，但是他脸特别的沉。我说，你吃过饭了吗？他说没有吃过饭。我说，这么晚了，你为什么不在外面吃饭？他就说，当事人家里面案子的这种心酸，这么多苦难。

我们家的这种习惯就是每一年的夏天吧，我带着孩子回新疆。每当我回去的时候，高智晟一个人就在北京。那时候我们家根本就不差钱的，我们北京都有房产的。高智晟就自己和点面，揪点面片子，倒点酱油，他就是这种生活。

我一回来那就很生气嘛，说那咋不出去吃饭呀。或者有些朋友叫他出去吃饭他都不愿意去。他说，“太浪费时间了，吃一顿饭花个一个小时，在家里我十分钟就结束了。”

他觉得他跟这个社会是脱节的，外面都是灯红酒绿，但是他的心里面就特别沉重。他就觉得他挣的钱越多，当时的苦难越多。所以高智晟他不花钱，他没有信用卡，没有银行卡，他一般如果出差都是他的助手到我这里，来拿一部分钱。都是这样子的。

低音：谢谢刚才您说的这个故事。你们当时在乌鲁木齐的时候，虽然他当时律师费可以说是蛮高的，但他自己是非常节俭。尤其是他看到这些贫穷弱势的人，会有发自内心的那种心痛，对吧？

耿和：他不仅是在新疆，当他到了北京，这一路都是这么做的。他一直没有银行卡，身上不装钱的。他没有觉得有钱了是一种快乐，有钱是一种幸福，他从来没有。

我给你讲高智晟的个性吧。其实高智晟性格特别开朗，特别幽默风趣。比如跟朋友的饭局当中，他经常会模仿表演艺术家张保和的兰州快板，他模仿得特别像，特别幽默，特别妙趣横生。他还上过新疆的一个广播电台，就说张保和的快板，说的特像，面部表情跟形象（特像）。

我们家是夏天的时候，我带着孩子回新疆过，春节一般是回他的老家。回老家的时候，高智晟就经常站在黄土高原的山头上，唱陕北民歌，《兰花花》，《三十里铺》，还有《走西口》。声音特别的高亢有力。因为你想，那个山头嘛，也没有城市的喧哗，也没有杂音，哇，（歌声）在空中的回响。因为在城里他从来没唱过，就不知道（他会唱），唱的特别的棒。有时候也特别会有这种场景，就是他一推开窑洞的门，冷不丁的高唱几句。

2009年1月9号，我带着孩子逃离了中国以后，他马上就在陕北老家被抓了。他那时候在陕北老家，因为是过年期间嘛，他就被抓了。我就一直有一个谜，他是如何给抓走的？我就问他弟弟，我就想知道抓他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

他说那一天在村里扭秧歌呢，高智晟就听到周围有狗叫，就预感到今天会有事。所以秧歌扭完了以后，晚上他就很镇定地把家里面所有的手机卡，可能该毁的毁，资料该藏的藏。晚上就有一帮人冲进他窑洞，就给（他）带走了。所以有时候觉得，我们都觉得都苦不堪言的时候，看他一样的能唱起来，能跳起来。他就是这样子。

再说一个他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应该是从监狱里出来，是在2015年、16年的时候，他是软禁在陕北老家的。软禁期间，他也是在写大量的书稿。其实他写了很多书，他写了一个《2017年起来中国》这本书，还有一本是《爸爸给孩子讲故事》，也有二三十万的字。他还写了一个2016年的人权报告，也应该是有十二万到十五万字，我记不准了。他还写了个《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草案及草案思想》，这两个加起来应该有十七万字。就这三年期间内就写成这样，把手几乎都快写残废了，指头写得（发）硬，他是手写出来的一百五十万字的资料，还不算上很多文章。

在这期间，他说有一次晚上，他听到隔壁窑洞有那种嘶嚎的哭声，循着声音就找到了，一看，是一个刚过门不久的小媳妇，她的眼睛是瞎的。（高智晟）就问她怎么了。（她）就说，她是从外村嫁来的，来了以后，婆婆就觉得她是个瞎子，是没有用的人，就想把她给饿死。高智晟一听了以后，就每天给她送两顿饭，早晚两顿饭，加一个水果，（还）给这个婆婆讲，千万不能让她去饿死，有啥事，你就过来给我讲。但有一次下大雪，高智晟给小瞎女送饭的时候，脚一滑，一下子就栽到坡上了，馒头也滚下去了。那时候高智晟就坐在雪地上哭了，为这个瞎女悲苦命运的哭泣。高智晟就说，他必须要改变他们的处境，这是我们这些人行动的动力和意义所在，也是一个国家的国格和尊严所在。他说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政策的制定，永远要优先考虑这个国家中生活最不如意的这部分人的需要。然后他又给民政局、孤儿院、当地打电话，希望能收留这孩子，全都拒绝了。那他又给瞎女的妈妈打电话，你的孩子在这受苦，你应该把她接回去。瞎女的妈妈认为她已经是嫁出去的了，何况她有个残疾证，又是在婆婆家，婆婆应该管。我记得那时候高智晟在监狱里，牙几乎都给破坏了，都没几个了嘛，所以那时候高智晟就老想出去了看牙。所以高智晟每一次计划出去看牙的时候，也都对这个瞎女有安置，给她留上五百块钱，再给瞎子的婆婆说，你千万要给她做饭，你不能饿死她，你要一定要等我回来，我想办法安置。

低音：这种高贵的道德，我相信会对所有知道他故事的人有一种感召。我记得他在书里面写道，很多国保之类的迫害他，但这当中甚至都有人也同情理解他。所以我们要让他的经历、他的事情、他的精神有更多人知道。

耿和：怎么说呢？就觉得由于他的这种平淡，对自己的这种思虑啊，他把时间节省下来，都用于为他的当事人工作服务。他的意识就是拼命的工作，学出来了法律知识，想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更多的人的时候，他的律师职业才仅仅有七八年了左右，然后他的迫害，对他的软禁、监狱长达将近二十多年。如果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不需要这种人，不需要这种律师，应该让他自由回到家里，因为我们家里需要他。

低音：您如果需要停一下或者休息一下就随时跟我们讲。

耿和：谢谢。因为这就是我真就是我发自内心的感受。（指高智晟）自己也学了这种技能，也有这个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的时候，你说说这个一个公检法的系统，一个国家的机器，对他一个个人的这种迫害，你说多么的可惜，多么的悲凉是不是。

低音：我查到的资料说他是1995年成为律师，96年开始正式律师执业的，2000年搬到了北京，但是他律师执照被吊销应该是2005年的事情对吧？

耿和：是。

低音：那你接下来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从新疆到北京，这个不算太长的律师职业生涯当中，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参与了一些什么样的案件，导致他最后律师执照被吊销。当然我们知道，执照被吊销，是他受到的迫害当中，真的可以说是最轻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代理一些什么样的案件，逐渐让他面临这样越来越大的打压和迫害呢？

耿和：据说《中国律师报》大量的报道他代理的丹东案子的成功后，当时全国各地慕名找他的就特别的多。为了方便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来找他，就搬到了北京，因为新疆太遥远了。到了北京以后，其实都是做得挺好的。

对他，对我们律师事务所的这种限制，我觉得应该是2003、2004年期间。因为那时候，北京有很多那种强制拆迁的案子。那由于强制拆迁的案子有很多人，那高智晟就不可能一个一个去代理。就让他们成立了强制拆迁的代表（团），由他们去负责这些案子的收集整理。就等于高智晟就代理这个强制拆迁的团体案子，不代表个人案子了。

那然后呢，马上又出来了北京有一个“经租房”的案子。因为这些都是群体的案子。那高智晟都需要找一个代表负责。那时候就是律协的科长就老给高智晟训话，就不希望高智晟代理群体性的案子。

低音：这两种（案子）在这个律协看来，它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他不能代理群体性的案子呢？

耿和：律师法规定，只要你受迫害了，律师就可以接，不存在个人跟群体（的区别）。但我当时是理解是这样子的，因为你个体案子的人呢，总归影响小一些，那你群体在一起的时候呢，政府是不是不放心，觉得害怕闹事，或者造成了不稳定这种状态。

这是2003、2004年的时候，老是对他有训话。那高智晟就认为，律师法没有要求我们这么做，那他依然去接这种（集体性）案子。这种案子也是越来越多了。

当时还有一个陕北油田的案子。这个案子是说，当地那个油井都是那种蜂窝煤的油井状态，所以大型企业、工厂，它没有办法去开采，所以就把这个国有企业的开采权卖给了私人。那当时就会有一个村的人买一个小井，或者一个家庭买一个小井。这样形成了以后呢，农民自己去挖井，挖得非常的辛苦，也没有技术，挖出来也不达标。最后这些农民就是自己凑钱，在北京请的专家去开采这个油井。最终这个油井开采出来了，然后当地政府又要把这些全收回去。那农民就不愿意了对不对？因此集体寻找高智晟代理案子。

还有蔡卓华的案子，这个就在北京了。他们自己印了圣经书，在他们的家庭教会里面去布道，也把他们都给抓了。也代理了石家庄的法轮功受迫害者的案子。

低音：这里刚才您讲到最后的一个案件，关于河北一个法轮功学员的案件。那我们知道后来高律师他因为接触这个法轮功学员案件，以及了解到了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抓之后的一些遭遇，就在04到05年的时候，给全国人大写了好几封的公开信。那如果说他代理案件，不管是个体的案件，还是群体的案件，可能还属于大多数人认知当中所谓的“律师的本分”。他代理当时仍然很敏感的法轮功问题，还去向全国人大写公开信，这会不会在当时哪怕是别的律师看来，都已经属于所谓的超出了律师“本分”的一些事情？以及高律师他为什么选择做这样的事情？

耿和：我觉得他那时候代理了石家庄的这个案子以后，他发现他去立案的时候，法院不给立案。法院说“你们去问610去。”那当时实实在在就是受到了迫害，为什么不给立案，要推到610。610是一个特殊的机构，他们直接就（他们）定义为邪教了。那作为一个职业律师，他就认为，如果要是定义为邪教，也应该通过听证会的形式把它定义成邪教对不对？都是给高智晟没有回应。那他认为呢，就需要写公开信，需要提建设性的意见。

高智晟不去想别的律师怎么想的。因为他的性格就是，他认为他做的是对的，我是为当事人服务，那这种服务不仅是在法庭上，（和当事人）存在咨询（的关系），也有用你文字公开，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的（义务），我觉得这都是帮助（当事人）不同的方法。

低音：听上去，他不是说我只做这一个案子，而是说接触了很多的法轮功学员，了解到很多这些情况之后，他好像想去尝试着去改善，甚至是撼动这个整个体制化的一些问题。

耿和：是，而且本身言论自由也是写在他们自己的宪法里的，是不是？那高智晟不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吗。

低音：是的。所以这些事情差不多从03、04、05年这样发展，那到05年的时候他的律师执照被吊销，而且是到05还是06年他就开始被绑架被抓，你可以讲讲这些吗？

耿和：这么多的案子吧就一直就贯穿着呢。那是我们的律师述所（原来）是在北京的广渠门那一块。最后我们就要搬到朝阳区这一块。当时我是在律所当行政主管，我就去到律师协会去办理地址的变更。去了有三次，就我们进门都需要拿进门条嘛，我都有号呢，他都说工作人员不在，说让下一次再来。有时候他们就说，没关系你再过段时间再来，就一直这么拖着，到最后他们就一直没有给办。

最终他们就说以律师事务所要停业整顿为由封了我们律师事务所，因为我们地址没有变更。律师事务所封了以后，所有的律师不就是就都离开了吗。律师执照得用律师事务所给你申请注册。那高智晟的执照不是在这律所里面，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了嘛。

低音：在律所被关之前他有没有已经在遭遇一些骚扰啊跟踪啊?

耿和：有呀。在这之前，我们办公室在北京朝阳区的世纪家园。这个地方那大门口，都会都会有便衣警察跟着。然后就是我们律所办公室旁边，类似过道那个地方，便衣都跟着。

低音：律所被关，也就是实质上就是他的律师执照被吊销，这是大概什么时候的事情？

耿和：2005年中旬的样子。

低音：他应该是06年夏天被抓然后被判，在这期间，他有没有受到其他的限制？或者这期间他在干什么呢？

耿和：律师事务所停业整顿期间，那我们就把律所的案卷卷宗，还有律所的一些保险柜啊等等这些资料就搬到了我家了。他每一天就写一些跟踪报告，因为警察天天跟踪骚扰我们，这些报告每天一篇一篇往外发。

2006年大概5月吧，高智晟说我在家也是天天这么写，那我就去看看他姐夫。高智晟有一个姐姐，在山东胜利油田，他的姐夫得了重病随时好随时不好，反正是情况挺危急的。高智晟说我既然在家也是做这个事，我干脆到山东去，一边还能顺便帮着他的姐姐照顾姐夫。那高智晟就开车就到山东去了。

应该是2006年8月15号这一天，山东那边（把他抓了），现在我才知道的。从我这边来说，这一天我带着女儿去理发去了，就是我们家后面的理发馆。我们家女儿理发的时候，我坐在理发店里面，往外面看了，看的时候就是跟踪我的人有三四个，等一会我们家女儿头还没理好，突然哗就进来了一大批人，就涌进了这个理发馆，就满了。哎我说刚刚还看到就三四个人跟着，咋瞬间就满了，其中领头的就是国保的头头孙荻。他就说，你是不是耿和，我说是，他说咱们现在回去一趟，跟我们走一趟，我说能不能给女儿把这个头理好再离开，他说不可以。

我站着的时候呢，（国保）就随手就搜了我的身，把我那个家里面的钥匙给收走了。然后就不由分说的，就跟一个方队一样把我跟女儿夹在中间。他们周围一大圈的人就跟一整个方队一样往我们家走。觉得有二三百人这种架势。

低音：二三百人带着你和女儿两个人？

耿和：何况这个过程都是把我们夹在中间。就是方队就把我们就夹着就往前走。脑子都是空白的，现在我都想不出我当时是咋想的，我当时咋走的，我都不知道我们家女儿是咋想的，都不敢回忆。

低音：那时候孩子多大？

耿和：可能有个十二三岁的样子。

低音：她能理解家里正在发生的，这样被跟踪甚至被强迫带走这种事情吗？

耿和：不能理解。所以到现在我们都在治愈我们忧郁的问题，都紧张，一直在伴随着我们现在呢。我经常就能有这种感觉，就跟很小的时候看电影，电影院一散了，很多人都那么夹着走，我们好像都腾空了，就跟着这种人流把我们带出去这种感觉。

进了楼道口吧，我们家是二楼，怎么感觉从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周围两边全都是人，一下就站满了。那走到了我们家的里面，走到了门口呢，那警察他就自己开门了，他从我身上收走的钥匙。门打开了以后呢，就把我和女儿就按在了沙发上，说坐着你们不要动，然后就对家里面进行了全面的搜查。

搜查完了快天黑了，就给我给个通知，说我们有这个搜查令，然后搜查的这些东西，他们就都问我密码箱的钥匙，不也是有单位的律师事务所的密码箱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我们有权把它拿走，就是他们就把家里面乱七八糟的能拿的他们都拿了，保险柜也都抱走了，就给搜查完了。

搜查完了以后呢，他们就说要保护我们的安全，留有两个女的两个男的就住在了我们家。但有时候人不一样，有时候吃饭的时间就会变成六个人。

低音：住在你们家，就是说24小时在你们家？

耿和：我们家一进门是客厅嘛，男男女女他们都在客厅，24小时的。他们在那有吃有喝说笑着，看着我们家的电视。那我们家女儿在一个房间里面待着，那个房间有一个人守着，那我在另一个房间里待着，也有人守着我们，就是这种环境。

低音：8月15号把你和女儿两个人从理发馆带回家，包括在家里搜查，这个过程中你们知不知道高律师已经出事了？

耿和：不知道，其实现在才知道。高智晟那时候是8月15号在山东出事，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任何的联系，我们的手机什么全都是没收的，不知道他的情况。怎么知道他也被抓呢？其实警察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也有很多的抗争。其中有一次我绝食，我就想知道我先生的消息，有七天没有吃饭，然后我就把我们家的锅和碗筷子从窗户上往下扔出去，我就要把这个家里面要点着。就像这样给他们施加压力嘛。

反正我这么闹一次，他们的负责人就一般会来过见我一面，我要不闹，就都是那种小的国保的人。就是把你跟得紧紧的，让你连喘气的声音都没有。为啥说喘气的声音也都没有呀，我记得那时候我上厕所，是不能关门的，我要一站起来，他们会搜我的口袋搜我的身。那我们的洗澡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我都没洗过澡。

就是说在有一次我绝食的七天当中呢，孙荻来了，说高智晟是在山东老家被抓。

低音：24小时住在家里，完全侵入你们家里，打扰你们的生活监视你们，这个状况持续了大概多久？后来又是怎么解除的呢？

耿和：我觉得可能到了9月底。我估计也是因为舆论的压力。

第二个就是女儿那时候就要上学了，他们建议女儿不要上学，那我在家也是以死抗争的。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让女儿上学的时候，坐着他们的车。有时候到了学校以后呢，他们不让女儿先下车进学校。等着铃声响了，所有学生都进了教室以后呢，他们再押着孩子进这个学校。

低音：他们押着孩子进去，就不是让孩子自己进去？

耿和：给你制造这种压力。那孩子也是非常不开心嘛。但他们这样子呢，整个学校老师、学生就都孤立这个孩子。老师说，学生上课都不要带手机啊，如果你们带了手机要如果给了格格（指高智晟和耿和的女儿耿格）用了呢，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啊，都要坐牢的啊。

低音：天哪，那个时候应该是13岁刚上初中是吧？

耿和：对，是初中。然后别的班级都有计算机课，他们班级的计算机课也都停了。格格上厕所也是有女警察跟着的，上课呢也有女警察坐在后面。有时候警察就在门旁边，就是门上面会有块玻璃，会朝那里面去看。冬天的时候警察就会拿个暖气坐在学校班级的过道上，这就是当时的场景。

我记得我有一次出门，是去顺义那边有一个金街的市场，那边有一个立都花园吧立都饭店在那一片。因为我们家是有车，以前我们家都开车。那最后警察这么跟我的时候呢，我就去坐公交车，（但）不熟悉公交车。那我上了公交车以后，便衣也跟着我。我突然发现我这一站坐错了，我下来了以后呢，又重新倒了一站。就是说这种便衣呢。每个人都跟踪上我。他们就很生气，就就蒙头在车上把我打了一顿，就把我的衣服也给扯烂了，指甲也给打劈了，疼得要命，疼得我心都颤。打了以后路边也没人管。我一直在那，还是在车站呢，很难过，还没有人帮助，最后就打了个的，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女儿放学就看到我牙齿也都是血，指甲也都翻了，因为疼嘛，手一直就那么翘着，女儿就火了。那时候是我们家女儿一直学乐器，所以我们家有那个乐器架子。我们家女儿一进家，拿着铺架子就冲出去。我们的愤怒全都给爆发了。那时候就是冲突也不断，然会舆论关注也很大，我觉得有不同的这种抗争吧，他们就从我们家撤离了，就一直就在外围了。为了跟踪我们家吧，就在我们家楼下面前面的停车场的位置，又盖了个小白房子，朝阳区的警察就住在那个地方，24小时看管着我们。一旦有人要到我们家，要敲我们家门，只要一准备上楼，马上就会被楼道口的小关派出所的人抓到这个小白房子去审讯，应该是这个程序。

我们家门口不是有个物业吗，就为了全方位、全立体的就看管我们孤儿寡母，他们把我们的物业的人赶到了宾馆住去了。

低音：那真的是煞费苦心啊，这个就是这样，无所不用其极。这种限制你们的人身自由、通信自由等等，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2006年年底，高律师被正式审判宣判了，会不会他被宣判之后，你们母女的状况就会变好一点了呢？

耿和：2006年的12月20几号，我就觉得好像那时候就宣判。他是判三年缓刑五年，那时候就回家了。他一回来的时候，其实跟踪我们的人就是就没有了，但是呢，转向的就是变成了跟踪他的人。

低音：接下来这个五年的缓刑，名义上说是缓刑，他应该在家里，但是据我们所知，他其实这五年之间，多次被绑架失踪和酷刑，是这样吗？

耿和：对。

低音：我记得高律师后来自己写过文章和书讲这些事情，看得人非常心痛。这个缓刑感觉比坐牢还痛苦。

耿和：你说对了。缓刑期间就是监视居住，应该在家里，但是他们在这个缓刑期间呢，无止境地让高智晟失踪，无止境地去把他秘密关押。你知道什么叫失踪呀？失踪，他不是自己走失的，他是被失踪的。是用一个国家机器，用公检法系统，是用警察，他们把制服脱掉，变成了流氓打手，这种形式，对他的一种折磨。这种折磨是没有底线的。如果你把他关在监狱里面，这是比较官方，比较政府的行为了，那我们就可以去争取探视的权利呀，请律师的权利呀，我们起码从律师上，可以找到一个口子往前去推进。但老是无止境地去失踪，秘密关押，你就没有办法。4月20号他生日这天，他应该又是被失踪了，7年8个月零7天了。多可怕呀。这种黑帮绑架是没有底线的。高智晟曾经有一篇，在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的，揭露这种酷刑。他曾经就说过，他强烈要求，我就要进监狱，你们不能这么肆无忌惮的对我（动）这种酷刑，我就要进监狱。他们的人就说了，不能让你进监狱，你进监狱的话，这就是一个政府行为了，今天我们就是个人对付你，你能把我们咋的了。都是这种嘴脸。

低音：你说的这篇文章叫《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对吧？根据网上说的，应该高律师在2007年底写的，但是到了2009年2月份在网上流传出来。文章虽然不算太长，很细节，他被酷刑的经历看得让人毛骨悚然。但像这种情况，在五年缓刑期间，其实是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对吧？我记得他后来在2016年出版那本书里面，就说这五年期间，可能加起来有将近四年，都在被绑架失踪和酷刑，是这样吗？

耿和：《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这篇的迫害经历，是他在2007年9月份的这一次，这一次大概是有50多天的酷刑经历。完了以后呢，中间一段时间呢，也许有小的，就记不准了，我再跟你说个大的。另一个大的呢，2009年我出逃到了美国，我出逃的时候呢，对他那次的绑架关押应该是20个月，关押完了以后，直接把他收到了沙雅监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一直没有这勇气看那本书，真的，我对高智晟的了解，也都是到了国外以后看他这些文字，慢慢地，一点一点。每一次看这些文章的时候，我都觉得就不要说看他，我都觉得我心里承受不了，所以我都是偶尔看一句，合上，哪天又看一点，所以东一点西一点，就拼凑出来的一个大概。有时候都不是特别有连贯性。

《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这篇文章其实是我带出来的。是我2009年出逃的时候，带出来的一篇。一个U盘。其实我也就是做这个采访的时候，才大概扫了两眼，我到现在才是这么扫了两眼。他被消失了20个月之后，结果又被关进监狱去了。

低音：我可能要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捋一下时间，因为高律师在2006年底被判了有期徒刑三年，附加五年缓刑，判完之后，他就回到家里了，本来他应该是在家里待五年，五年之后，一般来说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其实这个三年（实刑）应该也就不用服了，对吧？

耿和：正常是这样，但是首先他在这五年之内频繁被绑架，被失踪，累计可能有将近四年时间，而且就五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可能就剩下几天时间了，法院说他缓刑期间，违反了缓刑的某些规定之类的，要把你收监，于是他又去，应该是新疆沙雅县监狱又服刑了，一直到2014年，服刑了三年，实际上就是，五年的缓刑加上三年的实刑，都坐满了。

低音：他当时为什么会被关到新疆沙雅监狱？家人可不可以去探视？他在监狱里是什么情况，你们当时知道吗？知道为什么把他关在了新疆，不关在北京呢？

耿和：因为他们考虑到，如果把他关到了北京，北京起码是个政治的中心，国际记者也多，他们有压力吧，担心这件事会不好。新疆就比较偏远了，那真太偏远了。把他关在了新疆沙雅监狱三年，这三年期间呢，总共家里面人看了他两次。我印象第一次是大哥去看他吧，光一趟，大哥应该是花了将近十五天才走到了沙雅监狱。大哥那时候脚不太好，还拄着一个拐杖。我们家在新疆，所以高智晟他大哥到了新疆以后，就带着我父亲两个人一块再往沙雅赶。

新疆的距离多远啊。高智晟他大哥坐类似于摩托车一类的车吧，先到县城，五公里，到了县城以后呢，再坐长途车到榆林，从榆林呢，也许再坐长途车，到西安，从西安再坐火车，再往新疆走。新疆光火车就会有三天两夜。走到了乌鲁木齐以后呢，乌鲁木齐再到沙雅这一段时间呢，可能也是坐火车。沙雅到监狱是不通车，需要坐的毛驴车。到了沙雅监狱门口呢，这个门口要朝里面走，要打的，毛驴车就不让进了。整个监狱里面就非常荒凉。沙雅监狱在新疆是关著名的政治犯的地方。

看高智晟的时候，我爸爸就是非常的高兴了，非常的兴奋，但是迟迟地不让会见。他们早晨去了以后，就不让会见，不让会见干什么呢，（官方）跟我爸爸做工作，说你见到了高智晟，你要说什么。我父亲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就给我爸爸讲，要说什么共产党好呀，发展发展多好呀，我们的市场发展多好，共产党这好那好的，就光讲好，那就一直让我爸爸去背。等到我爸爸背得过关了以后，（才）允许去会见。这个是我听高智晟说过的。高智晟说，没想到爸爸一来就说政府怎么对他好呀，国家现在怎么发展的，（讲了）都快二十分钟，会见快结束了，高智晟才说爸你别说了，你老人家的身体咋样，没说两句，就是大哥说了两句，第一次地会面就结束了。啥都没有。

事后我埋怨我爸爸了。我说了爸，高智晟从监狱出来的时候都已经跟外星人一样，满脸煞白，已经不会走路了。我说你们中间看他的时候，你们没有发现一点破绽吗？我父亲才说，不让说会见的结果。当地的公安都控制着我们的家人，不让说，所以其实我知道的这些东西一点不早，跟你们知道的时间都差不多的这样子。

第二次的会见应该是高智晟弟弟，可能跟我爸爸的第二次会见吧，三年就两次的会见。家里面人，一直他们不允许会见，就会见一次非常的艰辛。高智晟出狱的这一天，我提前就给我姐姐说了，因为我们家在新疆，那高智晟出狱了以后应该就是说回到新疆看我们家人，这是首先的

低音：我还补充个时间，他出狱应该是2014年8月对吧。

耿和：对，2014年的8月14号吧还是7号，这个我需要确认一下。

应该是在8月份。因为那时候，我们天天在网上做高智晟要回家的倒计时。所以快到倒计时的最后这两天呢，我就跟我姐姐说了，我说姐啊，等到高智晟回来的时候呀你帮我跟他照个照片让我看看他。但是高智晟回到了我们家里面后，我们家人没这么做。事后我就埋怨我姐姐，我说姐，你为什么不给我拍张照片呢，我姐说，你知足吧你，他回来的时候都不会走路，几乎是架着回来的，都快死了，他说爸爸把寿衣什么都给他都准备好了。

就是说中共对高智晟的这种打压迫害啊，就株连到我们家，整个几大家子真就是心惊肉战的。我出来的头几年吧，有时候我喜欢跟高智晟在山东的姐姐没事打个电话，我觉得他的姐姐就跟高智晟一样特别善解人意，跟她聊上两句，心里特别的温暖。但是有一次给他姐打电话，他的姐姐就说，快过年了，意思就是说先不要给我打电话。那我一听就非常的不高兴，我就找到家里面他大哥了。我说为啥害怕我，不愿意接我电话呢？

大哥说不是的。因为我给他姐姐打一次电话，就不允许他姐姐家的孩子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姐姐家的孩子在山东胜利油田，是在野外工作叫孤岛的地方工作。所以他们在这个油井，是工作一个星期再坐单位的班车回到家里休息一个星期，是这种情况。那我一给他姐姐打电话，就不让这孩子回来，那这孩子只能一人在工地上待着。那过年了呢他姐姐就很想让这孩子回家过个年。从那以后我就跟他姐姐再没有打电话。

就前三四年吧，他的姐姐就自杀了。我问他大哥，这山东的姐姐好不好，我好几年没跟她联系了。他说他的姐姐是因为老是牵挂他弟弟，忧虑成疾了。

低音：他姐姐这件事情好像很少听人提起过。我今天第一次知道，非常惊讶，就之前只是听说他姐姐最早被抓。

耿和：他这个山东的姐姐（的丈夫），就是姐夫得重病了。但是高智晟被抓的这一天是把他姐姐给刺激到了。我印象中是怎么刺激的，他的姐姐从医院，就是给他姐夫做完饭回来提着饭盒，该开门的时候，（她）感觉所有的警察把他姐姐给扑倒，然后把这个门给扑开的，这种场景。那高智晟是在房间里写文章的，他听到这种动静，一出来，直接就把高智晟给扑倒，带着手铐走的。这个场景完了以后呢，就把他的姐姐跟两个孩子，软禁在了一个小宾馆里面。没过几天他姐夫去世了，去世了身边没一个人，所以他的姐姐从那以后老紧张，有一点动静就睡不着觉。尤其是整晚上就地上掉一根针她都能惊醒，结果变得是忧郁病。我听大哥说跳了两次河给救上来了，第三次没有救上来。

其实我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会突然情绪很失控。

因为我知道这些消息的时候都不是当时（就知道了），都是过了两三年以后，我们家人逐步逐步的讲（这些消息）。

我们家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家可能由于新疆那个特殊性吧，在二十多年前就把我们全家的身份证都没收了。为什么没收呢，因为那时候高智晟失踪的时候，我的爸爸跟高智晟的大哥就经常通话，就互相看看如何寻找（他），要不要到处贴一些寻人启示等等这些沟通。（因为）不允许我们家人离开当地去寻找高智晟，就把全家的身份证就都没收了。最后是因为我姐夫得了癌症，就需要身份证拿处方药。每一次就是我姐姐去到当地公安，去借她的身份证，去取药的时候，当地公安也一样的刁难我姐姐。他们老说你妹妹跟你联系了没有？你们联系了说什么？我姐姐说我们没有联系。他们也就以这种（理由），或者偶尔我打了一个电话为由，不给身份证。到最后我姐夫很屈辱，就跳楼自杀了。跟高智晟姐姐前后的事吧。

我们家里面都恐惧得要命。我来（美国）16年，也是只给我母亲通了一次电话。这次电话比较早了。应该是在我来美国最初的那一两年，给我母亲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我母亲还说，我的名字叫小和，我妈妈叫我叫小和，我妈妈说，小和你不要着急，我给你找小高。最后一次给我妈妈通话，我妈妈就说了这句话。因为我妈妈最后得了老年痴呆，但是我妈妈痴呆的过程中，就会这一句话，就记住了这一句话，“小和我帮你找小高”。

我真不知道我们错在了哪里，就是因为高智晟说真话，用他律师的职业去帮助能帮助的人，就遭到了这种灭顶之灾。我们家其实全都不知道高智晟做的什么事。

低音：你们所有家人受到这些株连，虽然我们知道中共仍然在打压很多人的人权，但即便放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来看，都是我知道的非常残酷的一个（情况），没有一点改变。

耿和：最近这几年我没有怎么接受采访。我也看不到希望，反而让我们这种人的身心拖得都很累。最近这几年，我和孩子一直在调整，如何的过好当下。

低音：去（美国）的时候两个孩子都还没有成年对吧？现在都已经是成年人了，确实应该把你们的生活先过好。受这么大创伤，心理和精神上的，真的恢复起来要很久很久。

你刚才说到，好像没有希望，这个让我想起高律师他14年出狱之后到他2017年失踪前，短短的大概两三年时间里面他写的东西。后来在2016年出版成一本书，叫《2017年，起来中国：酷刑下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自述》。这本书里我记得在比较后面的部分，他对于中国的未来还有一些他的设想，感觉上是充满了希望的。包括您，包括我们，都感觉说很失望，好像没有希望，那为什么高律师自己亲身经历那么多恐怖的事情，他还是能对中国未来充满希望？

耿和：其实我还是蛮佩服他的。他受了这么多酷刑，我就觉得（如果）我做了噩梦，几天在忧郁中，都没办法起来的时候，你看到他的文章，你还是能感觉他身上的一种力量。为了这次采访我翻到了他曾经，将近应该算是二十年吧，他写了一本《神与我们并肩作战》，我看这段文字的时候，也真是蛮让我热血沸腾的。

他说，我们今天起身维权抗暴，是为了明天自由的中国，这是一场战争，使用的武器不是刀枪棍棒，而是道德。这本书的词序就说，“我们不幸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我们已经经历和见证了这个世间任何民族都不堪经历和见证的苦难；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我们将经历和见证这个最伟大的民族结束这个苦难历史的过程。”

我想应该是他能看到更长远的东西吧。我想这也是他的一种责任吧。他为他（相信）的价值，他为他喜欢做的事，他去牺牲，所谓不觉得这么苦，不觉得这么难吧。

低音：就像高律师在文章中说，我们不是在用武器在作战，是用道德，我觉得他身上表现出来的道德感召力是影响很多人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失踪这么久了，甚至很多年轻人都不一定了解他，不一定知道他做过什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这样一个节目重新让大家认识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在高律师2017年失踪到现在这个期间，我知道其实您本人还有各种其他的人权组织其实做过很多呼吁和声援工作，比如说好像2019年的12月，当时中国要举办世界律师大会对吧？当时您给这个世界律师大会的参与者有一封公开信，呼吁他们关注高律师。这是做的努力之一了肯定就是不止这个。那我想问比如说类似于这样的呼吁，有没有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回应？有没有一点点的效果？

耿和：在我这真没有感觉到什么（效果），因为高智晟没有消息。那如果真有点什么效果，我起码知道一些高智晟的消息。不仅这样子，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应该是2023年的4月20号，我们还在美国做了开了个听证会，听证会的名字是“高智晟在哪”。

低音：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您希望大家关于高律师，能做些什么呢？

耿和：读读高智晟的书，看看他的文字，我觉得对自身来说，是一种滋养的。怎么做呢，那就看自己了。以自己方便的渠道，方便的方式去做。我这两天收到一个朋友为高智晟又编辑了一本书，叫《高智晟：中国的良心，勇气与脊梁》。以自己的方式去做吧，也是反思和一种思考吧。但是我觉得要如果把高智晟的案子递交到联合国的机构，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低音：我印象中联合国好像就专门有这样的关注强迫失踪的关注小组，还是这样类似的程序吧？

耿和：高智晟也有一个，我忘了应该是五六年前，也有一个回复。回复是中国政府说，高智晟是自由的。联合国曾经是把这个东西公开的，说他是自由的。没有自由呀，自由了我们天天还做什么做（呼吁），自由了我们高兴呀。那高智晟一旦要自由了，这是个大新闻，必须要公开呀，他是个公众人物，对不对。

低音：谢谢您，那我们一起为高律师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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