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内容简介

2026年，是中国正式取消高校毕业生统一分配制度的30周年。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将达到1270万人，但城镇新增就业目标却与去年持平，青年失业率也预计会在毕业季持续攀升。

30年前，“包分配”意味着旱涝保收的“铁饭碗”，而“下海”则代表着活力与改变命运的可能；30年后，考研、考公、考编成了数百万年轻人挤破头也要上的“岸”。

本期“月度回响”，我们想聊聊，从“抢着下海”到“争着上岸”的时代转向是如何发生的。1996年取消分配制度后，高校扩招如何埋下就业压力的种子？曾经支撑起中国就业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为何在房地产寒冬和“降本增效”浪潮下逐渐失速？当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下滑、蛋糕不再变大，涌向体制内独木桥的年轻人，又该如何面对奋斗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节目精彩时刻

  • 00:03:33 高校毕业生包分配制度被提出的历史背景
  • 00:05:01 1999年高校扩招如何为今天的就业难埋下伏笔
  • 00:06:33 民营经济曾经如何撑起中国就业的半壁江山
  • 00:09:02 民营经济的萎缩效应：“双减”、房地产寒冬、裁员潮
  • 00:10:27 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看企业信心危机
  • 00:12:03 “上岸三件套”竞争比为何逐年攀升？

延展阅读内容

播客文字版本

今年7月20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失业率数据显示，6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下称“青年失业率”）为14.9%。

尽管官方强调，数据相较5月份下降0.7个百分点。但没有说的是，该数据仍高于前两年的13.2%和14.5%。更严峻的考验是即将到来的毕业季，因为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数据总会在这个时候冲上高峰。譬如2023年夏天，中国的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也就是“青年失业率”，从5月的20.8%，攀升至6月的21.3%，成为2018年有该项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值。当局随即暂停公布该数据，直至当年的12月，才宣布青年失业率将不再包含在校生。

重新公布数据的第二年，2024年7到9月，青年失业率从6月份的13.2%骤增至17.1%、18.8%、17.6%；2025年7到9月，青年失业率从6月份的14.5%，同样骤增至17.8%、18.9%、17.7%。

今年毕业季，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将达到1270万人，比去年还要多出48万人。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扩大，但就业岗位却没有变的更多。今年年初公布的政府目标中，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为1200万人以上，与2025年保持一致。但今年一季度达成的新增就业数字为299万人，同比去年还下降了9万人。

2026年，也是中国正式全面取消高校毕业分配的30周年。从上大学就是“鲤鱼跃龙门”的时代，到今天的学历贬值、就业艰难，中国的高校毕业生在过去30年经历了什么？就业为何越来越难？

一、从“包分配”到“自主择业”，高校扩招埋下的雷

高校毕业生包分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那个时代，人和钢铁、煤炭、棉花一样，都是可以提前规划的资源。政府会根据五年计划等，设计高校招生人数、专业数量、就业去向。早在1951年的《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就明确，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

1977年，文革之后恢复的第一届高考，27.3万名学生从报考的570万人中脱颖而出，他们只要顺利毕业，就会奔赴大江南北的国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自此拥有一个“铁饭碗”。

但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民营、外资企业的发展，体制内部出现了第一波干部下海潮，当时北京的一个普通公务员月工资可能还不到100元，但深圳一家外企的普通文员，工资就能达到数百元。铁饭碗已经不再吃香。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大量对于高学历人才的需求，国企改革带来的自主性也让企业更倾向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招揽人才，而非被动等待统一分配。僵化的分配政策已经不再现实。

那时候的大学生愁的不是找到一份工作，而是在哪里“下海”更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1996年1月，人事部正式颁布《国家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毕业分配开始走进历史，“自主择业”成为“新常态”。

但自主择业也意味着，高校毕业生的失业率从无限接近于0，开始变成一个新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原因之一，则是高校扩招。

1999年，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年内两次发出通知，宣布高校大规模扩招。这一年，高等本专科教育共招生275.45万人，同比增长高达66.95万人——而在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本专科生，同比增加仅为8.32万人。

4年后的2003年，扩招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人数高达212万，同比增加67万人。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至当年6月20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的签约率为50％左右。

有媒体引用当时的评论，说这是第一次大家讨论“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原因是“蛋糕还没有做大时，分蛋糕的人多了，每人能分到的自然就少了。”

从2003年到2026年，中国的高校毕业生规模从212万增长到了1270万人，平均每年增长约46万人。

分蛋糕的人确实越来越多了。

二、供不应求的岗位，问题出在哪里？

蛋糕做大了吗？曾经或许是的。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民营企业几乎是从无到有，并且出现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关于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影响，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叫“五六七八九”，即民营企业贡献了50% 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 以上的企业数量。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高校毕业生规模的增长速度甚至赶不上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

截至1991年底的数据显示，当时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仅有10.8万家。2010年，这个数字是468.39万家，2017年更是达到了1436.89万家。而在从业人员数量上来看，1990年前后在民营企业就业人数只有2000万人左右，2005年已经超过1亿人，2013年超过2亿人，2017年更是达到3.4亿人。

国家统计局200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则指出，“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全国超过4亿的就业人员中，个体就业人员仅有15万人，其余都在国有和集体单位中就业，个体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例不到0.04%。

但到了2008年，包含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在内的城镇非公有制经济就业人员，比重从1978年的0.2%增加到74.8%。报告还称，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个体经济平均每年创造的就业岗位近450万个，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年均增加量的60%以上。

这两年，社交媒体上流行一个词叫“经济上行期的美”——那是一个GDP、企业数量、人均工资等等各项数据都在猛涨的时期。“知识改变命运”是那个时代人们的信仰。

但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经济上行期不再，如果民营经济本身萎靡不振，依靠民营经济的高速增长吸纳劳动力的路径也会逐渐收窄，知识本身也难以改变就业困难的命运。

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中国的GDP增速自2011年开始逐渐下滑，从2007年的高点14.2%下滑至2025年的5%。民营经济的相关增速也出现下滑趋势，民营企业数量从2012年到2021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约为17%，2025年增速跌至5.2%。

有几个直观的例子。2021年7月，“双减”政策的落地让教培行业几乎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两家头部企业好未来、新东方，在2022财年的用工人数分别减少了约54700人、52141人，一年净减少超过10万人。官方另外还公布数据指出，“双减”后，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从约12.4万家减至4932家，减少约11.9万家。

也是在2021年开始，房地产行业也进入“大萧条”，包括恒大在内的众多头部房企出现债务逾期，房地产开发投资、销售开始连年下降。另一边，互联网大厂也开始了“降本增效”，阿里巴巴、腾讯等头部互联网公司都出现“裁员潮”。

还有一个更能全面展现这种“萧条”的数据，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它可以简单理解为企业在厂房、设备、门店、办公设施以及新项目投入等固定资产的投入，它往往代表的是企业对未来的信心。

2023年至2025年，中国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出现了三连降：-0.4%、-0.1%、-6.4%，延续2025年的突然“暴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1至6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已经下降8.5%。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下滑本身受房地产行业的拖累较为严重，比如2024年的时候，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全年整体下降了0.1%，但扣除房地产开发后的民间项目投资实际增长是6%。

但更严重的问题已经出现，如今即使排除房地产下滑的影响，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依旧出现了明显下滑​​​​​​​。今年1至6月，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仍下降4.9%。且同比下跌最高的行业分别是，教育行业下降14.1%、卫生和社会工作下降12.2%、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下降10.8%。

寒气正从房地产行业开始蔓延。当想吃蛋糕的人越来越多，蛋糕却没能继续做大，上千万高校毕业生又能何去何从？

三、从抢着“下海”，到争着“上岸”，时代已然转向

有人选择跳出这残酷的就业市场，“卷”向另一条路，那就是被戏称为“上岸三件套”的考研、考公、考编。

考研的人数，在疫情前的2019年已经创下当时历史新高——290万人，之后以每年增长超过20%的速度，在2023年达到巅峰的474万人，随后又才回落到2025年的388万人。

参与考公的人数，2019年的时候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数仅为137.93万人，比上一年还下降了28.04万人。但接下来几年，便以15%的年复合增速增长，达到了2026年度的371.8万人。岗位竞争比也从2022年的68∶1，一直持续上升。2023年为70∶1，2024年为77∶1，2025年为86∶1，2026年为98∶1，可谓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从30年前取消毕业分配制度之初的抢着“下海”，到今天数百万人争先恐后地期盼能够“上岸”，反映的无疑是时代的默默转向。

30年前，体制代表的是僵化、落后、保守，“下海”意味着的是活力、是改变命运的可能。但30年后，体制意味着不需要担心因为“降本增效”被裁员，不需要担心朝不保夕或是灵活就业，它是数百万高校毕业生想要到达的岸边。

只是涌上独木桥的数百万人，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得到对岸。当官媒合力痛批“躺平”，表示“奋斗才是青春底色”时，是否也曾想过，这些青年们还能在哪里奋斗？